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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接连几天的绵绵春雨之后，晓日突然冲出云围，发出万道金光，普照大地，大家第一次穿上草鞋，从燕子矶小学出发，有的扛着帐篷，拿着绳索，到了布满小丘陵的晓庄山麓，搭起四座帐幕作来宾休息所，又向农家借了张八仙桌和几张条凳，排在荒坟旁，算是会场，连国旗、校旗也未能挂起。因为战事关系，来宾到者寥寥，只有几个乡下老头儿和孩子女人们，在投着惊奇的目光，好像看把戏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一群异乡人。我们的陶校长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皮帽儿站起来演讲了。大意是“本校和别校特异的地方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只在空旷的山麓行开学典礼，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着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要充溢于天地之间。所要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深信没有专能教的教师，只有经验较深或学习较好的指导员，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战时教育》第五卷第十期。在开学典礼上，大家一起高唱《尽力中华》。歌中唱道：荆棘布满了旅途，
黑暗占领了长空，
许多人在流泪、啜泣、惨呼、悲号——转徙在狂风暴雨之中。
努力吧！振起精神，牺牲心力，去救那人群。
从这年这月这日起，
前进！奋勇！台下的陈鹤琴被这番景象深深感染了。陶行知坚苦卓绝的精神和创造力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陶先生以独特的文风和雄辩的口才传播自己的思想，他的讲演有声有色。他热爱儿童，热爱人民，热爱一切弱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休息过。他对晓庄师范充满深厚感情，他在《晓庄三周年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乡村幼稚教育（2）
陈鹤琴确信，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7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陶行知曾对中国当时的师范教育提出尖锐批评：“我们的师范教育或是从主观头脑里空想出来的，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的，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就不死不活的国民。”《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据陶行知的学生戴伯韬回忆，在晓庄时，陶行知曾用一块大白布画了一幅乡村师范建设图。图中央是一个圆圈，上边写着“活师范”，周围连接若干圆圈，上边写着“活中心学校”，每个中心学校又伸出许多触角，上边写着“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说过，本校的办法，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本校全部生活，是“教学做”。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实际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是晓庄的校训。对此，陶行知的解释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小孩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2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口号，以生活为中心，运用生活的力量来改造生活，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这一口号的提出，被公认为是对杜威所提出“教育即生活”主张的一次革命。晓庄师范开学标志着由陶行知先生发展和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时，国内的乡村教育运动兴起，在陶行知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号召“到乡下去”的同时，各地纷纷设立教育实验区，一批知名教育家走向广大乡村，在农民中间开展教育普及，试图以此实现教育救国、改变乡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理想。1925年8月，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山西和江苏的昆山、镇江等地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区；1926年10月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河北定县选定为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和1931年，梁漱溟先后在河南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场乡村教育运动是平民教育思想的一次实现，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延续和扩展。陶行知写道：“中国是著名的农业国。据最普通的估计，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全国有三万万四千万的人民住在乡村里，所以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略这种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又说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从陶行知的这一番话中，感受得到这些从事乡村教育运动家们人格和追求的高尚所在。
二 乡村幼稚教育（3）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后，陶行知邀请赵叔愚担任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不久，陈鹤琴受邀担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兼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在陈鹤琴的参与、支持和指导下，由张宗麟具体负责，徐世壁等协助，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于1927年11月11日开学。幼稚园招收附近3岁至6岁幼儿，实行“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免费教育方针，不收任何学杂费。办园经费由陶行知多方筹集。在幼稚园的日程安排和作息时间上，强调根据农村的生活习惯和季节性强等特点，实行全日制，尽可能办“整天整年的幼稚园”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8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因为家母之爱蜜桃，就联想到天下的像蜜桃的小孩，立刻决定要使全国各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儿童造福，并立志要在这一年之内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成立。”《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7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原晓庄师范学生操震球回忆：晓庄学校开办，陈老经常到校。1927年开办晓庄第二院，陈老担任二院院长，介绍徐世壁女士任教并设立梅花村幼稚园，徐任辅导员。陈老常去指导并在犁宫礼堂前的操场上教学生（主要是男生）使用猎枪在劳山上打猎，采取生物标本。
陶先生在上海劳勃生路创设劳工幼稚园，陈先生不断去指导……继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之后，又成立了晓庄幼稚园，按陶行知的设想，要在三年内开办10所中心小学和10所幼稚园。陶行知曾说过：“幼稚师范院所需经费不甚多。此事系促成于鹤琴先生。我们为吸收幼稚园人才起见，不得不一鼓气地把它办成。幼稚园的建筑费，系前省长陈陶遗先生拨的，地点系以燕子矶请，故本校即不在燕子矶办第二院，该处幼稚园也须成立。”陶行知立志要改变当时中国幼稚教育所存在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他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一年后，燕子矶幼稚园由十多人发展到三十余人，晓庄幼稚园有十多人，但报考幼稚师范院的人数却很少，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我现在要奉告从事妇女运动的太太小姐说：‘乡村妇女占全国妇女百分之八十五。世界上最需要你们帮助的便是这些人。你们最能帮助他们的方法便是做幼稚园教师，代她们教小孩子便可进一步去做她们的朋友和导师。二千六百万乡村幼儿在那儿呼喊，可听见没有？八千五百万乡村妇女在那儿用手相招，可看见了没有？我们这里并不像你们心里想的那样苦，为何不来试他一试？’”②《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期待更多人加入乡村幼稚教育的事业中，他以热情和真诚向人们宣示：“我今天要代表乡村儿童向全国乡村小学教师及师范生上一个总请愿：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