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宴会气氛显得有些悲壮。根据张宗麟的现场记述，宋哲元并未出席宴会，秦德纯也没出席，只派了雷嗣尚出面招待。宴会开始时，雷局长致词：现在时局危机迫近，但冀察方面态度坚决，决不有负国人，如敌进犯，必予抵抗。至于诸位在平，绝无危险，市府方面必定保护云云。接着，由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讲话，他说：“时局严重，冀察当局服从中央命令与敌周旋，城亡我亡，牺牲到底。”听者闻此语动容，纷纷表达对前方抗战将士的钦佩。在回清华的路上，以秦德纯市长特准名义，才被守城的军警予以放行，沿途经过六七次盘问。街道上的路灯全部关闭，禁止开车灯，汽车在漆黑的夜色中缓慢行驶。探首窗外，二十九军大刀队士兵列队行进，在街上巡逻。一切迹象显示，一场大战就在眼前。陈鹤琴后来记述，在国势如此危急的时候，日寇侵略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前，胡适应激励教育界和国人起来抗战，至少他应表示对抗战的决心，而不是钻进牛角尖里空谈“教育哲学”，这与他的安徽同乡，又同出自哥大和杜威门下的教育家陶行知有天壤之别。此时，陶行知已在香港，准备登船前往欧美，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开始为时两年之久的环行世界宣传抗日活动。
7月9日，天下起雨来，使人感到凉意，代表们已无心参加日程中安排的游览故宫活动。上午，清华的教授向代表们讲了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这时，很多人都已归心思切，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由于战争爆发，北平经天津南下的铁路交通已停顿。经大会组织者商量后决定，从西绕道而行。7月10日，陈鹤琴、张宗麟随着百余名南来的代表一同乘平绥线火车至大同，再改乘由山西省当局派来的几辆卡车和一辆小车到太原，由太原转往石家庄，而后换乘平汉路火车前往武汉后搭长江轮船返回上海。在太原期间，全体人员在晋祠照了一张合影，作为此次难忘之旅的留念。随陈鹤琴北上的长子一鸣回忆说：“令人振奋的是，太原的大街上到处响彻‘牺盟会’领导的民众抗战歌声。”
当陈鹤琴一行回到上海的时候，北平和天津已先后失陷。二十九军从宛平、卢沟桥一线撤退，国民政府的抗战誓言落空了，宋哲元和秦德纯的信誓旦旦犹在耳旁，不禁使人感慨万千。不到一个月，战争阴霾又在上海的天空集聚，人们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全国都已热血沸腾。正如歌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对于教育家们说来，教育救国是手中高举的神圣旗帜和有力武器！
回到上海后的陈鹤琴立即投身于热烈而紧张的抗日救亡工作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1）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猛烈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一百多架军用飞机对闸北、南市火车站和杨浦、虹口等地的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大量民房被炸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火焰绵延数里，上海的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处在万分惊恐之中。陈鹤琴与妻子、儿女站在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寓所的阳台上，不仅远远看见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在天空中向地面俯冲，更看见闸北方向随之而起的冲天大火和滚滚黑烟，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红。尖利的警报声和隐约传来的爆炸声，使有“东方巴黎”之誉的大上海顿时乱成一团。成千上万难民从闸北、沪东潮水般地涌入租界。外白渡桥上，喊声哭声连成一片。有统计显示，在租界范围内，完全被毁的工厂及工场有905家，失业工人3万人。发生在南京路繁华地带的炸弹爆炸事件，死伤人数达3000多人。随着越来越多难民涌入租界，多家慈善福利机构或组织在徐家汇、静安寺、霞飞路口、康悌路等处和大学的操场上设立了上百个难民收容所或简易设施，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拥挤的空间和较差的卫生条件中勉强度日，街道两旁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有许许多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儿童跟随他们的父母流落街头，擦鞋、卖报、沿街乞讨。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形势，上海各地方人士和救亡会等社会团体纷纷行动，许多知名人士带头捐款，发动募捐，普通民众积极响应，许多学校学生和僧侣也组成救护队开展对难民和伤兵的救助。陈鹤琴的几个子女都曾随学校到收容站为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包扎伤口。他还将三个女儿秀霞、秀煐、秀云送到受伤婴儿的收容站帮忙，抗战时期和夫人及子女在上海寓所的合影
陈家三姊妹被安排协助护理人员为婴儿喂奶、换药、洗澡、洗尿布，一直干了一个多月。她们还将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婴儿们买玩具。收容站里大都是几个月到一岁多的婴儿。日机轰炸时，母亲伏在孩子身上或抱住孩子，不惜牺牲自己。婴儿们瑟瑟发抖，有的伤口化脓，室内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陈宅的客厅摆上几张小桌子和一块黑板，办了一个街童识字班，来学习的都是附近弄堂里失学或流浪的儿童。陈鹤琴的儿女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把一个人力车夫领回家，原来是这个人力车夫的脚被马路上的玻璃碎片扎破，鲜血如注。父亲为他洗净伤口，上药包扎，并送给他一双鞋。他还让几个年纪稍大些的儿女担任小先生。陈鹤琴对儿女们说：“你们虽然年纪小，也能为抗战出一份力。”三女儿秀云记得，当时她站在椅子上往黑板上写字，父亲说：“你会什么就教给他们什么。”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即知即传”。
音乐教师马虚若写道：抗战期间，陈老还把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街头教学。因为没有校舍，就化整为零，各科分散上课。我负责教唱爱国歌曲。这部分街童是在大西路（今延安路）附近，但没有教室。陈老当时住在美丽园，他把自己的客厅让出，给街童上唱歌课。开始上第一课，孩子们叫喊地唱。后来我用对比的方法，让孩子们辨别正确与不正确的发声方法，并教他们认真学会；学会了回去做“小先生”，去教邻居的孩子，或自己的弟弟妹妹唱歌。这样明确了学习目的后，他们渐渐喜欢上唱歌了……战争打响后，在上海市区有许多救济机构对难民进行收容和救济，其中较大的机构有：由上海市社会局和民间慈善团体合办的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办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和由在沪中西人士组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其中慈联会的影响和作用最大。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是官方机构。国际救济会由法、英上海领事和工部局及天主教、基督教的知名人士组成，陈鹤琴、宋汉章等应邀参加，会址设在八仙桥青年会内。该会所属三个收容所，其中第一收容所设在位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上，以毛竹芦席搭成大棚让难民居住，并在此设立了一所难童中学——国际中学，该校有学生约100人，设两个班，陈鹤琴领衔担任名誉校长。此外，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国籍职员组成的工部局华员总会（简称工华）、蚁社等团体也开展了大量救济工作。在慈联会、国际救济会和工华所举办的难民救济、募捐活动中，陈鹤琴都积极响应并参加；对其他慈善救济组织所发起的难民救助义举，陈鹤琴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11月初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日军占领除租界以外市区，租界成为“孤岛”，更多难民挤在租界铁栅外等待进入。据《申报》1937年12月2日报道，当时仅南市难民区就设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6万余人。由各地在沪同乡会和中华慈幼会、中华妇女互助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回教会等团体举办了许多规模稍小的难民收容所，从“八一三”到9月底一个半月中，收容难民最多时达20余万人。《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3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4月。这些难民除老幼者外，大部分是工人、店职员和农民。1937年11月，国际红十字会曾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到上海从事难民教育。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上海租界越界区和南市安全区大约有30万难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赵朴初先生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我负责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在两三年中，先后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其中有老年、壮年、青年，也有少年儿童。我们曾在一个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屋，收容几千人，叫作难民营。当时有两位教育家主动来帮助我们办难民教育。一位是过去沪江大学的刘湛恩先生，他是非常爱国的，后来被敌伪特务暗杀了；另一位就是陈鹤琴先生，他那时负责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难民收容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和扫盲教育及对儿童的一般教育。《北京教育通讯》，1992年第2期。随着难民形势更加严峻，难民教育问题迫在眉睫。陈鹤琴曾描述难民收容所的情形：“现在他们（按：指难民）都集中在难民营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做。”《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慈联会成立了难民教育委员会，统筹租界范围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在赵朴初等人的力邀下，陈鹤琴担任委员会主任，主持难民教育工作。陈鹤琴是沪上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又担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负责统筹租界内的华人教育事务，享有很高名望。当时慈联会是难民救助的主要机构，其所属难民教育委员会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上海难民教育工作的中心。同时，陈鹤琴还分别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委兼教育组主任和上海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还以工部局名义，为难民教育拨付一定的经费款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