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组主任和上海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还以工部局名义，为难民教育拨付一定的经费款项以及通用的教科书、文具用品等。他亲自组织难民教育处，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把教师和教学用品及时送往各难民收容所和难童学校。1938年，工部局华员总会代表李伯龙、张菊生曾与赵朴初会谈，共同开办了一个专收儿童的难童收容所，由双方共同派出人员组成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工作，组###员有陈鹤琴、陈选善、潘抑强、张菊生、李伯龙、朱廉湘、马燮庆与慈联会赵朴初、朱启銮、周克、丁佩瑜、杨宛青、杨铮、蒋君毅等人，所需经费由华员总会组织捐款。华员总会筹集了大量捐款作为教育经费。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2）
难民教育委员会在陈鹤琴等人的主持下，展开大规模难民教育运动。一方面，对难民中6—15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根据程度分班，对教学进行指导，并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十分拥挤，没有适合的教学场地，儿童们上课只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陈鹤琴和难民教育委员会就出面到附近小学借教室上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组织儿童们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如用稍大一些装饼干的铁罐做小凳，用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在教学内容上，课程包括四项主要科目：读和写、常识、算术、唱歌和游戏。另一方面，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难民自救上，使之融入社会，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对于难民中的###，分设男、女班，进行为期3个月的简单课程教育，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电影和讲故事；他们还特别注重人格的训练和卫生状况，积极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以自食其力。为此，陈鹤琴的态度很明确：“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对此，委员会的专家们冥思苦想设计了很多方案，如组织难民中的妇女在商家的指导下绣花、织袜、织麻袋等，组织20名年轻力壮的男性难民组成推销队，在经过一定指导后，推销贩卖当地产品以谋生。
在陈鹤琴亲自倡导、推动与支持下，1938年底，收容有难民3000余人的上海慈联会所属最大的收容所——上海慈愿收容所，创办了一所儿童玩具工场——民众工业合作社。陈鹤琴亲自指派技术指导，从难民中挑选工人，设计、生产各类玩具，制成品由市内各幼儿园及小学购置采用。著名玩具设计师叶炳祥，当时只是一名26岁的青年，举家逃难来沪，生活无着，从报上看到陈鹤琴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登报聘请玩具设计师，即前来应聘，后被录取，从此与他结下了师生之谊。陈鹤琴认为，一个难民收容所就是一所社会大学。难民中有工人、农民、各种职业者或无业者，能者为师，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
陈鹤琴十分重视师资训练问题。他们将招聘来的失业教师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上课地点设在青年会的慕尔堂，先后举办五期训练班，每期200人，总计1000人次。这些师资在接受短期训练后被分配到各收容所开展工作。每周六，陈鹤琴都会召集参与工作的骨干人员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开会，听取、交流有关各收容所的工作情况，讨论、布置下周工作等。此外，他还组织教师每周定期召开教学讨论会，研究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孤岛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维持中立立场，同时也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这使正在恢复中的###地下党有条件组织一些公开、半公开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则成为开展这些工作的合法阵地。地下党派出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各收容所，担任难民学校教师。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尧山回忆：“当时我们只有100多名党员，各条战线都要人，工人界、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都要有党员去工作、去领导。在那种情况下，省委仍把难民工作作为重大的工作来抓，一开始就有30多名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经省委审查也派到难民所工作，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②《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一些刚刚来到上海，或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当时公开身份是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报童学校任职的教师或工作人员。根据后来的资料，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在此种情形下，由陈鹤琴出面主持难民教育，使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难童学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开展工作，从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由于他的奔走，使###地下党组织在租界上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这时的慈联会已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阵地，地下党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两个法宝，“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把难民所变成‘孤岛’的政治大学校，变成革命阵地，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贡献”②。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3）
1938年初的一天，公开身份为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组长、前上海《新闻夜报》战地记者的###地下党“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通过赵朴初介绍，前往拜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正、副处长陈鹤琴和陈选善，向他们请教有关难民教育问题，并且参加由他们在国际大厦主持召开的会议。在朱启銮的记忆里，陈鹤琴彬彬有礼、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探讨问题，并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除陈鹤琴担任主任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副主任，赵朴初兼任总干事，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悫（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陈望道、陆高谊（世界书局董事兼经理），干事为朱启銮、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杨昌镛（杨海纹）、吴宝龄。为开展工作方便，陈鹤琴主动提出聘请5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由于委员会系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因而使难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当局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为###地下党在难民工作方面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陈鹤琴并不了解这5位干事的真实身份和肩负的任务，但这些年轻人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富有朝气的工作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使他深受感动。在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随者，其中有经###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以及陶行知、陈鹤琴过去的学生和助手，包括张宗麟、朱泽甫、方与严、邢舜田等。赵朴初曾有过一段文字：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28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有以下记载：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加强难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长的身份，与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多次商讨难民教育工作，于1938年初成立了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任委员，赵朴初兼任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5名党员任干事。陈鹤琴任命这5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全面负责和督促各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难民教育得到了租界当局的认可和上海教育界的关心、支持。
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难教工作人员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难胞的悲惨遭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结合识字学文化，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路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难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还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启蒙教育。在陈鹤琴的积极倡导下，各难民所的儿童识字班，都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统一使用难民教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第1037—10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那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作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负责人和著名教育家的陈鹤琴，将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难民的救济和教育之中。尽管不清楚这些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但陈鹤琴从爱国救亡、救济和教育难民的需要出发，对他们予以高度信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发挥了特殊作用，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几十年来，陈鹤琴的这些贡献一直都得到###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为“爱国、进步的###人士”。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受到排斥和贬损，但其在抗战初期所作贡献一直得到肯定。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1）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陈鹤琴担任该会理事长，沪上慈善福利界知名人士黄定慧女士担任副理事长，王国秀、孟太太（美籍、宗教职业者、儿童保育工作者）、李瑞华、吴志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