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时曾作阐述：本来一国文字的造成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我国现行的楷书汉字有二千年历史。在我国闭关时代，一切社会生活简单，受教育的人大部可说是悠闲者，他们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穷年累月的在文字上用工夫，时间消耗得愈多，社会上对于这种人也愈看重。近年来，我国各种社会事业有长足的进步，大部分的人所需要的文字，不再是以前墨客骚人的文字，而是大众化的文字了。于是一般先觉的人就提倡文字上的革命，从事大众化的运动。因为汉字的难学难看难写，已为一般人所共认。近来有人设法把“汉字难”的难关打破，使它能得到大众化，因此注音符号、简体字、新文字等运动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运动惟一的目标，无非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打破“汉字难”的关头，同时易于使教育普及，文盲扫除，使一般人不致因文字上的难关而阻塞知识的门径，更不使他们把一生的光阴大部分浪费在文字本身方面。因此这种运动一天扩大一天，而社会的需要也一天增加一天。《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初期，新文字研究会的公开活动一直被政府当局的禁止，被视为赤色宣传工具，许多从事推广和宣传工作的青年遭到当局拘捕。该会举办所有的活动只能以地下传习的方式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该会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之一恢复活动，在很短时间内，面向社会宣传、普及拉丁化新文字，曾先后在七八个难民收容所办学习班，受到人们的关注。拉丁化新文字也被作为有效的扫盲和抗战教育工具，为社会逐渐接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拉丁化新文字（2）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全面退出上海。租界当局提出取消租界范围的一切抗日活动，包括取缔所有抗日救亡团体，为表中立立场，以免日本干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被认为是抗日团体，禁止活动，会所被搜查，理事会的人员也被劝告离境。在此形势下，该会理事会决定向租界知名人士寻求支持和帮助。他们《汉字拉丁化》中译文
知道，陈鹤琴是沪上知名教育家，负责租界华人教育事务并主持难民教育，只要他肯出面，事情就好办。有一天，陈鹤琴在华人教育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叫王君恒的中年人，他是代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前来请求陈鹤琴给予支持的。他说明了来意，并向陈鹤琴详细介绍了拉丁化新文字简单、易于普及的特点。在此之前，陈鹤琴曾看过《北方话写法拉丁化方案》，很感兴趣。他提出，请王君恒每天教他一小时。经过几天学习，陈鹤琴对这种科学、实用、大众化特点显著的拼音文字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曾表示，自己只用几小时就能基本掌握这个方案，几天以后就能读能写了。然后，陈鹤琴前往正在试教拉丁化新文字的几个收容所查看，并走上讲台亲自试教，发现效果很好，解决了难民文盲多、识字困难的问题。最后，他答应亲自出面并作为保证人，请租界当局批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为合法教育团体，不予取缔。同时，陈鹤琴亲自编写的拉丁化新文字课本《民众课本》（上、下册），由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难民股出版，发给各难民收容所使用。这种新文字之所以受到陈鹤琴特别青睐，是与包括陶行知、陈鹤琴在内的新教育倡导者自五四以来所一直致力“平民化”、“大众化”教育改革的理想和探索、实践密切相关的。
原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的成员、著名文字学家倪海曙回忆：从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先生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难民收容所的教学实验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推广上了。他不论出席什么会议，发表什么演讲，都要谈这个问题，而且常常“即知即传”，当场从口袋里拿出课本来教。他的热心不但影响了许多社会名流，也大大鼓舞了群众。“陈鹤琴热心提倡新文字”，这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美谈之一，也是“孤岛”的头条文教新闻之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陈鹤琴热心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不仅作为自他1919年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对普及教育平民化、大众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而且更是出于解决难民教育中的现实需要。他发现解决难民中众多文盲的识字问题是整个难民教育的门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几年前赴欧洲考察教育到访苏联时受到了启发。苏联有152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只有30个民族有文字，其余122个民族没有文字。十月革命后，苏联用拉丁文将各民族不同文字统一起来。统一的结果是在13年内已有90％的人受到教育，“人人都可以看书读报，每种报章销路要以数十万计算，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陈鹤琴继而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要使文盲认识了文字，那么世界大事、科学常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才有方法灌输，而民族文化水准也能逐渐提高了。否则，文盲的百分比常在80％以上的民族，怎样能实现提高民族文化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来试验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我们的目的并不要废汉字，而是给难民一个达到认识文字获得知识的钥匙，使他们能自动地变成非文盲。”《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当年，与陈鹤琴一同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还有陈望道和赵朴初、刘湛恩、胡愈之、韦悫等人。陈望道是最早将《共产党宣言》介绍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同时也是文字学家。赵朴初曾用拉丁化新文字记过日记。1938年3月20日，中国铲除文盲协会在青年会成立，新文字运动向各领域积极推进：陈济成负责在中等学校推广，廖世承、孟宪承负责在各大学推广，教会学校里的推广工作则由李培恩、赵传家负责；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了新文字训练班。在极短时间内，拉丁化新文字在社会上得以迅速推广、普及。
三 拉丁化新文字（3）
陈鹤琴设计的徽章
陈鹤琴对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充满热情和信心，充分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宣传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好处。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个字母，可以用拼音的方法组合形义不同的汉字。1938年5月陈鹤琴在对上海《大美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道：“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着想，新文字实在比原来的注音符号简单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号比注音符号省略18个字母，在受教育者记忆上，无疑省了一半力。注音符号在字体面积上大小相同，难以区别主要和次要，读者消费在字面的注意力，每个字母上完全相同，比起新文字的每个组合，字母有显著的差异与变化，当然感觉前难后易。”他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徽章，圆形的徽章中间是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钥匙柄上写有“扫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是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文字：“我能看书写字。”1938年3月，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上，陈鹤琴和陈望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自各收容所和难童学校的学生们用新文字现场表演阅读和书写。表演结束后，陈鹤琴邀请陈望道先生上台为每位表演者颁发这种徽章。
有一天，陈鹤琴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使他大喜过望。这封信是慈善难民收容所难民邢握真写的。信中说：鹤琴先生，我是本所的一个难民，没有机会拜会你，昨天读过你的民众课本，才知道你是研究新文字的学者，而且很热烈地提倡新文字教育。因此给你这封信，请你看一下。
我从前不认识新文字，从去年在正大收容所请朱先生教了一星期，我因为求知识心切，不分日夜地研究，所以不到十天就能看书、写信、作文章。我又用即知即传的方法教不识字的难友，他们也很有兴趣。不过本所学新文字的班次很多，课本还不够，希望你继续努力，你的教育工作，使在这孤岛里面的文盲都叫你是救星呢！很快，陈鹤琴找到了写这封信的邢握真，了解到他曾读过几年书，有一些学习的基础，因此学习新文字很见成效。于是就把他带到了大西洋西餐社世界书局举行的宴会上，向在座的作家、编辑数十人介绍学习新文字的成绩，现场表演。陈鹤琴即席作了介绍性的讲话。还有一次，陈鹤琴在八仙桥附近银行俱乐部由心理学会举办的活动中，当场做实验，请两个学习过三周新文字的儿童现场表演，其中一个儿童能够将陈鹤琴的话很快用新文字写出来，另一个儿童看了这些文字后便能准确无误地读出来并且完全明白。此外，还有一个只学了两周新文字的儿童，已经能够阅读用新文字编写的《阿Q正传》。与会者十余人，其中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和教育家韦悫等。会后，刘廷芳对陈鹤琴说：“从前我不是对你说‘对新文字我要反对到底’，今天我看了表演之后，改变我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不反对，也不反对赞成。”陈鹤琴听后受到鼓舞，更加坚信新文字对扫除文盲的功效。
从1938年5月起，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教学实验，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成立了新文字组，并发布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到当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宣布举办新文字教育的收容所已有48所，计121个班，学习人数4285人，其中儿童3144人，###1141人。为使学会拉丁化新文字的难胞有读物，陈鹤琴亲自编写了两册新文字课本，又联系世界书局，出版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版、连环画形式表现的中外历史名人故事，还亲自用拉丁化新文字改编英国女作家奥维达的名著《穷儿苦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