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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的天空（2）
直到这时，中国才真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序言
近代史上有位大才子，号称一支笔杆子抵得过三千毛瑟枪兵。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任公少年得志，不过他老师康先生的运气却背得到家。康先生十九岁就取得了秀才身份，可如今胡子都一大把了，愣还考不上一个举人——所以“公车上书”就给历史开玩笑似的延误了一把，这一拖，就到了一###四年。
不过康老师一直挤不上“公车”，还得怨梁启超这帮少年得志的学生。
少年早达的梁任公进了京城后，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公羊学”新解。虽然也有翁太傅领衔的一帮粉丝呐喊助阵，但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号称“老道”的大学士徐桐，就对“公羊学”深恶痛绝，还说得很不客气：“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于是每次徐老道都给外派广东的主考官打招呼：选文章差点的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录了康有为！
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徐老道和康有为还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有这么个家伙挡道，康有为能出头才是怪事。
可是一###三年的广东乡试，两个主考官忙着吵架，大家一赌气，就把徐老道的嘱托给扔到爪哇国去了，鬼使神差地把这康有为录了个第六，也有说是第八的——反正，从此康老师是够资格坐“公车”了。
于是甲午年，一帮举人们不好好考试，却大搞“公车上书”。算来晚清的政治动荡，还多一半和这场轰轰烈烈的上书有牵连。戊戌变法、庚子拳变、保皇革命之争，哪一桩都和康老师的人生轨迹沾点边。
徐老道虽然冥顽不化，但说的话还有点见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至少他是说准了康有为“公羊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所谓“公羊学”，原指研究“春秋三传”之《公羊传》的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其实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说的就是“公羊学”在西汉中后期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学术流派的兴替，其影响绝不亚于一次实实在在的改朝换代。汉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这不，连刚挤上了“公车”的康老师，都已经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扛出来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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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末世思潮（1）
西汉一朝的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指导理论分别是初期的黄老之学、中期的公羊学、晚期的纯儒学。
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一、末世思潮（2）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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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没来得及赶上和诸兄弟一起封侯，所以王莽从小就很低调，不敢与诸王氏子弟自比，《汉书》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和儒生们穿一样的衣服，丝毫没有贵家子弟的架子。
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
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汉成帝在位，他是王政君的儿子，和王莽是姑表兄弟，因此在太后的授意下，授封王莽新都侯。从此，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治国平天下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而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当世名士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和王莽有交情，四处替他造舆论，树声名。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使他自尽偿命。
王莽一生有起有落，然而无论在朝在野，人们对他的称赞从来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