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俗讲〃的，甚为风行。〃俗讲〃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据时贤考证，这种〃俗讲〃的〃话本〃，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第一是题材方面。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著；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汇，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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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而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远在成周即已有师、旄人及鞮氏之官，以掌四夷之乐舞。《周礼·春官·宗伯》曰：
师掌教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鞮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经·钩命决》曰：①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
毛苌《诗传》曰：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
是皆先秦以及汉兴，外国音乐传入中国之可考见者也。至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始有可寻。是时汉之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而由张骞传入中国者，尚有《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以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虽二曲之原辞失传，而二十八解，亦仅存《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十曲，然其声韵悲壮，固犹可见。又就摩诃、兜勒之名考之，则摩诃显然为天竺语Maha之对音，天竺古歌诗有《摩诃婆罗多》（Mah？觀bh？觀rata）及《罗摩衍那》（Ramayana）二篇，则《摩诃》《兜勒》二曲，或即其一鳞片爪，而为出于天竺者欤？顾无显证，今不具论。魏晋以降，古乐沦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别为雅俗。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增为十部，复分立坐，是即燕乐，盖承隋俗乐之遗也。而当时雅乐且承坐立二部之弃余，①其衰可知矣。唐之燕乐，即辽之大乐，为雅俗所共用。故古乐沦亡而后，上承坠绪，而导后来南北曲之先路者，皆燕乐也。②据《辽史·乐志》，则燕乐与九部乐中之龟兹部有渊承之雅，即为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自隋以来，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姜夔《大乐议》谓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云云。③凌廷堪据此以著《燕乐考原》，谓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后有作者，莫之能非。④顾于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原，则未之考。《隋书·音乐志》纪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始末云：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阤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依凌氏考证，南吕声，当为商声之讹。）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征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征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中略）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
愚尝反复《隋书·音乐志》之文，则见所谓苏祗婆之琵琶七调，实与印度音乐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l）有相似者，或竟出于北宗，为其一派。用敢忘其僿陋，谨就所知，予以申说。今先将《隋书·音乐志》所言，列表如次：
◇欢◇迎访◇问◇BOOK。◇
第76节：附表（1）
附表一
〔注一〕鸡识、般赡二调，《宋史·乐志》作稽识般涉；娑阤力，《辽史·乐志》作婆阤力。
〔注二〕中乐宫声之当于西乐C音，说者未能尽同，然多以宫为C音，今从之。
又按印度音乐有南（Southern or Carnatic School）北（Northern or Hindostani School）二宗，南宗不在本文之内，故不之论。今为证苏祗婆琵琶七调之与北宗相似，或竟出于北宗起见，先附一北宗音名表如次：
附表二
而为叙述明便之故，用作四分陈说，络绎别见。
一 秦汉以来龟兹文化与印度之关系
《辽史·乐志》谓四旦二十八调，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按之《大唐西域记》，屈支国旧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是龟兹音乐固著称西域。则苏祗婆之琵琶七调既出于龟兹部，或即为龟兹文化上之产物也。顾一考史实，龟兹文化实乃得诸印度。今试钩稽汉唐以来龟兹文化史迹之大略如次。
秦汉以前，龟兹古史，可考实少。今按《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述法益（Dharmavardhana）治乾陀越城，土丰民盛，所行真实，不杀不盗，顺从正法，人民之类，欢庆无量。有云：
阿育王闻喜庆欢怡，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特（亦作持）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人民，垂益后世。〃
阿育王即位在公元前二七三至二七二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之间也。①是在秦、汉以前，印度之势力，即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之封地矣。而《大唐西域记》亦述无忧王时，放逐其太子，辅佐豪族，至于于阗，用有西主与东土帝子之争。②《三藏法师传》则直谓于阗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③征之西藏《李域尔史》（Annals of Li…yul），亦谓阿育王一逐子建国于阗，④是皆足以明《坏目因缘经》中所纪非为孤证。虽《西域记》与《三藏法师传》所述矛盾。又阿育王时，曾遣大德，东西南北，宣传佛法。今日发见之阿育王摩崖第十三面及《善见律毗尼沙》卷二，历载宣扬正法所及地名，唯龟兹于阗俱未之道，则上举诸说，似胥无稽矣。然阿育王刻石未发见者尚多，①不能以此致驳。而推籀传说之所指示，往古北印度居民，似曾有迁转至于于阗一带者。②换言之，即谓依古代相传，往古龟兹于阗之文化，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云。③
秦汉以前，龟兹之可考者止此。自张骞凿空而后，西域诸国与中国交通渐繁，龟兹亦于是时始见于中国史籍。《汉书·西域传》述龟兹国胜兵二万余人，次于大国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宛、罽宾、乌弋山离诸国而外，龟兹为最盛矣。后汉时，莎车强大，数攻龟兹。龟兹遂属于匈奴以自保。④三国时国势复振，姑墨、温宿、尉头，并属龟兹。⑤汉魏之间，龟兹政治上之形势约略如是。顾诸史于此期龟兹之文化，率不之及。然按之《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是则两汉龟兹与印度文化有无关系，固无佐证，而汉魏之际，佛教之曾及于龟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