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2）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大梦谁先觉（3）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