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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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着：一个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里或在街头呆着；一个是在东郊精神病医院呆着；一个是在监狱里呆着。那时中国人在协和的地位与这个小民工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做个中国人是够可悲的，做个中国农民就更可悲了，想到我们山东那个村里人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心里感到酸酸的。由此想到你们当初在美国人手下做事，真让人想到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关系。看来要活在中国有两个不可缺，一是个岳飞、文天祥不能缺，一个是陈胜、吴广不能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这样……。这些伤心的事暂且打住，等以后再讨论，“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南按：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9）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人并没不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的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丢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费了一些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
胡承志的回忆与早些年他亲自写就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稍有出入。尽管这些不同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了。——这就是，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或者说，当胡承志转身离开这间办公室，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它的踪迹了。
从此，“北京人”紧紧地攥在了美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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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北平（1）
偷袭珍珠港
就在“北京人”秘密转移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已在雾气茫茫的太平洋海面上向夏威夷群岛疾速推进。
1941年12月4 日，日本出兵攻入泰国、越南境内。
12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以私函致电日本天皇，为挽救太平洋危局作最后一次努力，同时强烈指责日本军队进攻泰国的侵略行为；同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公开讲话：“美国如与日本作战，中国亦将对日宣战。”
12月7日凌晨1时16分，太平洋瓦胡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的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野马脱缰，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疯狂扑去……
就在庞大的日本舰队以极快的航速杀气腾腾地向珍珠港疾进时，美国华盛顿专门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讯谍报处，截获并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美大使野村的一封密电：
……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突然中断外交谈判，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情况万分危急。美国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立即向马歇尔参谋总长的办公室打去电话。但电话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