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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苦命皇帝（下）（5）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此时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已丧失了最大的诚信。在和与战之间，在真与假之间，皇帝与大臣都迷失了方向。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战不定，真假反复。
经过道光和咸丰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他们不是要来灭亡中国的，无非是贪利，为了他们的所谓〃永久利益〃……钱。所以后来慈禧说：〃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也准确地反映了帝国对西方列强此刻的心态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钱好说。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钱财如粪土嘛。以区区几千万两银子买一个平安，在谁说来，都是值得的。只是对于那些非要苛求的人来说，他们会讲为何不把这些银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为何不把这些钱用来装备军队？这当然有道理。然而，这又是撇开人性的说法，也不顾当时的史实。把银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还是帝国吗？那不是共产主义了嘛。把钱花在军备上，无疑正确极了，问题是来不及了啊。谁知道会从天上掉下了八国联军来呢？过去对付屋门口的闹事者，长枪短刀足够了，原子弹也是后来才有的嘛。
对皇帝来说，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付要钱的，皇帝最有办法了。一是赖；二是躲。实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样自己勒紧裤带也还过得去，弄得好还可得个节俭的美名。《南京条约》签订后，倘若认起真来兑现的话，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北京条约》出现。然而，皇帝与地方官实在不甘心，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卖国贼。晚清几十年间倒确实没有出现过投降的，战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强充当间谍和汉奸的卖国贼的大臣还真没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曾经放肆诅咒大清君臣卖国的〃爱国者〃，一有情况就跑到外国躲起来，寻找外国人的保护；后来干脆公开投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样的间谍和汉奸来。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提到，由于大清国地方官员作梗，加上西方各国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无所实行。这就威胁到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为了确保条约的实施，就产生了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到了后来，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迫使西方国家认为必须对条约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以确保西方人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借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费正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中国人则喜欢虚与委蛇。所谓虚与委蛇，就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一套把戏，大清国耍得多了。刚开始，在鸦片问题上，是禁还是不禁，嘉庆和道光就时而反复。后来在打还是不打的问题上，再次出现反复。道光帝开始主张坚决打，后来一看打不赢了，就和。咸丰上台，一看和也不行，一和我就只能像老爷子那样做叫化子皇帝了，于是极力要打。其实咸丰帝未尝不知道打是打不赢的，于是敌人还没来，就预先跑了。他之所以要打，是出于道德的威胁，即便打不赢也要做做样子，给谁看？给天下臣民们看，给祖先们看，给历史看。这样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像小孩子玩把戏，大臣们当然是会看风向的，看皇帝是主和还是主战，问题是皇帝自己都战和不定，所以朝中大臣也自然就分化为主和派与主战派。这种分化其实并不是出自真心的，而是为了〃得天子心〃。说来说去，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帝国君臣看清了西方贪利而不是要命的心理，想试着和这些只要钱的异类玩玩游戏。这些西方人倒很〃开通〃，你要打，我奉陪；你要和，我也奉陪。你如何对付我，我就变本加厉地对付你。正如帝国看清了西方的真实意图一样，西方也认识到这个帝国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不诚实的特性。这正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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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苦命皇帝（下）（6）
这种形势，并不是没有大臣清楚，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就多次向皇帝提出，与洋人打交道，不能耍小聪明，要诚实。
同治六年，曾国藩上密折陈述与外国修约事宜，在这封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是曾国藩所提出的金石之见。
天津教案本因谣言而起，而谣言的起因又是因为法国慈善修女会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不明就理的群众涌向教堂质询，而害怕群众闹事惯了的天津法国领事竟然开枪恫吓，结果他没打中别人，自己倒先被打死。事情闹到20个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毁，七个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天津示威。慈禧派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曾国藩仍然坚持他的诚实态度，如实向国人宣布了事情有原委，承认了中国人的理曲，同时也拒绝了法国人的漫天叫价，法国也就不再追究赔款，只要求杀人抵命。这样的处理结果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此时的帝国包括士人和百姓，都被爱国的屈辱冲昏了，把对西方的仇恨转嫁到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身上，曾国藩黯然而退。
作为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大臣的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就上疏提出了他最大的忧虑：〃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也曾对朝廷和战之间的举棋摇摆提出过批评：〃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并劝告说：〃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和劝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咸丰十年，天津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继而北京陷落，闻听此信，郭嵩焘给刘蓉写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
咸丰十一年，郭又在他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观曾、郭二人的意见，倘若皇帝此时能用心听取，历史也许真的要改写了。帝国也不至于一再受辱，皇帝也不至于如此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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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帝国心谱（1）
帝国心谱
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回过来头看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脸谱和心谱都各有特色，但脸谱是脸谱，心谱是心谱。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