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说话很困难。他呼吸急促，已没有力气作长叹了。
“唉，在那儿，只要扔两颗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说，“我们也就全完了。”
“手榴弹把你们吓住了？”
“不想愚蠢地死去。”
“愚蠢？哪怕打死一个敌人，死也就值得。我们有两亿人。两亿！一个敌人也没有打死，那才是愚蠢呢。”
“在那里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处境……我们只有一种处境：不给敌人以片刻的喘息，让每块石头都向他们射击。你知道他们广播里向我们喊些什么吗？”
“听到过。”
“听到过，但没有加以分析。起初只是要我们投降。吓唬说：夷为平地。后来则说什么：‘把政委和共产党员杀死，投奔我们。’而昨天晚上，又换了新调调：‘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他们对放下武器的人，甚至包括政委和共产党员在内，许下了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的宣传为什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因为我们不停地打，不停地打，而不是老躺着。”
“可我们并不是打算投降啊。”杰尼什克说。
“这我相信，我相信，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说。任务只有一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任务非常简单。”
指导员还讲了些什么，但普鲁日尼科夫又乘着轻舟在漂浮了，水哗哗地往船帮扑了进来，他又喝起这水来了，怎么也喝不够。船尾上又是坐着瓦丽雅，她穿着那样洁白耀眼的连衣裙，普鲁日尼科夫的眼睛被刺得涌出了泪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睡梦中笑起来……
天亮了的时候人们把他摇醒了，他一下子看见了指导员：一个瘦得可怕的胡子拉碴的人，两片咬出了血的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动弹。满是污垢的疲惫的脸上唯有两只眼睛还有生气：锐利、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睡醒了吗？”
看不出指导员有多大年龄。
他们三个人一起把伤员经破洞口抬到被遗弃的兵营的一层楼。这里停放着一些光板的双层床铺：被褥已被保卫者随身带走。地板上满是子弹壳、破砖头和瘀结着血痴的军装布片。残墙断壁，弹洞累累。
他们把指导员放到床铺上，本想给他重新包扎一下，但是终究没有把瘀结一团的绷带拽下来。溃烂的伤口散发出浓重的臭味。
“你们走吧，”指导员说，“留下一枚手榴弹你们就走吧。”
“那您呢？”边防战士间道。
“我等候德国人来。一颗手榴弹，还有手枪里的六发子弹：有东西欢迎他们。”
炮击停止了，一切声音仿佛一下子都关闭了。顿时响起那熟悉的扩音器里的声音：“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德军指挥部号召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红军已被击溃……”
“胡说八道，狗杂种！”杰尼什克喊道，“你在做梦吧，法西斯癞蛤蟆！”
“战争不是骂得倒的，”指导员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它听得见射击，听不见骂。别激动。”
酷热笼罩着整个要塞，一切都干枯了，在这种炎热里尸体都膨胀了起来，仿佛它们本身就在蠕动。充满了尘埃和腐臭的浓重的硝烟漫进了地下室。孩子们已不再哭泣了，他们哭干了的眼睛里早已没有泪水了。
“任何人，只要在半小时之内不带武器从地下室里出来，德军指挥部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战后的自由。想一想自己的家庭、未婚妻、爱人和母亲吧。她们正在等待着你们，士兵们！”
声音沉默了，要塞也沉默了。被昼夜不停的战斗、干渴、轰炸、饥饿弄得疲惫已极的要塞，沉重而威严地沉默着。这种沉默就是对敌人又一次通碟的唯一回答。
“竟然回想起母亲来了，”指导员说，“就是说，德国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转折。”
周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
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就在中间……
在炙热空气里歌声分外清晰僚亮。这支亲切的俄罗斯歌曲唱的是辽阔的田野和无限怀念的情思。由于突如其来，普鲁日尼科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忍住那突然涌进眼眶的泪水。歌喉圆润，歌声悠扬，整个要塞都在谛听，战士们在硝烟熏黑了的射击孔旁默默流泪。
“我受不了，受不了！……”萨里尼科夫扑倒在地板上，颤抖着，用拳头敲打砖地，“我受不了！妈妈，这是妈妈的歌……”
“安静！”指导员喊道，“他们就是要的这个，那些畜生！要的这个，要我们的眼泪！……”
萨里尼科夫不再作声了。音乐声依然在缀绕，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透过它捕捉到一种奇异的拖长的低音。他侧耳倾听，辨不清词句，但他明白了：某处的废墟底下，干巴、嘶哑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和可怕地唱起了《国际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指导员竭尽了最后的力气唱了起来。他哑着嗓子喊出了歌词，泪水顺着污秽的、疲惫的脸直淌。这时普鲁日尼科夫也开始唱起来，继他之后，边防战士也唱了起来。萨里尼科夫从地板上爬起来，与他们肩并肩地站着，也开始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他们扬声歌唱，唱得那么响亮，一生中从未这样唱过。他们唱自己的歌，这歌瞬时成为对德国人的一切敦促的回答。泪水顺着肮脏的脸流淌，但他们并未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另外一种眼泪。这不是德军指挥部所希望的那种眼泪。
第三章
在遍地碎砖的漫长的地下室里，普鲁日尼科夫磕磕碰碰地慢慢摸索前进。他不时停下脚步往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瞧瞧，久久用干燥的舌头舐舐早已皱成皮痂和变硬了的嘴唇。拐过第三道弯以后，应出现一个小小的火光：他曾亲自带给那个络腮胡子的憔悴的军医十支从食堂的废墟里找到的蜡烛。他时不时跌倒，每次都惊惧地抓住水壶，此时水壶里盛着他所能够弄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半杯混浊而带臭味的水。每走一步这水就咕嘟一声，他时刻感觉到它怎样咕嘟和怎样流来流去，特别想喝而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权利喝。
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身后水壶里咕嘟作响的水，他开始计算日子。头三天保卫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是以后的日日夜夜都浑然一体，变成了一连串的突围、轰炸、进攻、扫射、地下室里的东奔西突、同敌人短兵相接以及短暂的有如昏厥般的失去知觉。还加上永无止息的、使人衰竭的、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的喝水的欲望。
他们还在为指导员忙乎着，尽量把他安顿得舒适些，这时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德国人。指导员大声疾呼，好让他们尽快地逃走。他们穿过满是窗口般的弹洞的房间不停地跑。背后响起了几声射击声，接着轰然一声爆炸：指导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为他们赢得了几秒钟的时间，因而他们得以脱身，于当天穿出阁楼的顶盖，设法潜到自己人那里。萨里尼科夫又一次高兴了起来，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来到自己人那里，既没有水又没有子弹：只有五箱没有信管的手榴弹。夜间他们在狭窄的石头口袋里向德国人摸去，连喘带骂地用铁棒和没有信管的手榴弹砸、用刺刀和匕首捅德国人，而白天则用能抓到的一切武器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常常在淡紫色的照明弹的光亮下推开血肉模糊的尸体爬去取水。尔后，活下来的人就往回爬；用牙齿紧紧咬住军用饭盒的提梁，再也不把头低下去。谁运气不好，脸就扑在饭盒里，也许，死前还来得及喝饱水。但是他们很运气，因而也就没有权利喝水。
然而白天——从早到晚，——飞机轰炸代替了炮轰，炮轰又代替了飞机轰炸。假如轰隆声突然中止，那就意味着又是敌人敦促停止抵抗的那种机械的声音，又是给予一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考虑时间，又是令人心碎的那种熟悉的歌声。于是他们就默默无语地听着这些歌曲，听着由于干渴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的微弱哭声。
后来接到了突围的命令，给他们输送了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的信管。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桥头冲去，当跑到桥中央时，德国人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同时用六挺机枪狙击。普鲁日尼科夫又很运气，因为他及时翻过栏杆跳进了穆哈维茨河，尽情地喝足了水，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普鲁日尼科夫指望看到那幽幽的烛光，但在尚未见到它时，尚未走到拐弯的地方，听到了呻吟声。尽管有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以及持续的耳鸣，他的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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