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人小传- 第12部分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



………【第十五篇　刘隗】………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以之为丞相司直。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迁侍中，封都乡侯。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抑制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籓，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嚚。请免抗官，下狱理罪。”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顗坐免官。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刘隗主要事迹

　　　　一、矛盾激化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