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我班上学生的名字。”他说：“这样我不会混淆，不会搅错，我对于这些人的个性面貌有一个直接的印象。”
“这很有趣。”我说：“将来你也不预备改么？”
“你以为呢？”
“我想写的时候还是改去好，因为你的时候，她们看了多不好。”
他点点头，就同我拉拉手走了。
四
“一九四〇级”的大纲真是使我惊奇了。我抱着没有十分信任心的态度翻阅了一遍，但不得不使我读第二遍，第三遍。我发现他所用的功夫实在有点惊人，他把每一个的家世出身环境都写得仔仔细细，再写她们的个性，用这个个性与以后的际遇互相推移，使一切悲剧喜剧的形成都有根源，他布置好许多场合，对这些场合的反应，人物的行为都可以寻出根源，他在这里运用了佛洛依德的原理，行为主义以及完形学派的心理学根据，在许多场合上，他循着社会心理学的法则以及历史的观点……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
大纲里有一切小说里的场面，战争，革命，罢工，罢课，流血，杀人，放火，自杀，*，流浪，打猎，投机，赌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商业上的各种伎俩，奢侈的生活，圣洁的恋爱，清风明月的归隐，小桥流水的农庄。私订终身后花园，月黑风高的夜劫；人物更是包罗万象，小贩，尼姑，大官，富豪，学生，农民，妓女，工人，志士，侠客……，地区纵横整个的中国，蒙古*新疆东北河南广东……没有一省不伸展到的。总之，一切一切都是应有尽有，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大纲，不如说是小说的百科全书。
我细读三遍以后，我还是觉得他对于未来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肯定的在布局，他写到抗战胜利，写到官僚贪污，写到人民不满，写到农民暴动，学生紊乱，写到国际纠纷，冲突，甚至写到许多细节……如果这些都要随时改动，那么这大纲等于没有用。而他的人物，所谓主角三十六人，每人都有她的发展，成了三十六条主线，这些主线虽也有点纠葛，但并无总结的归宿，那么大可以写成三十六部小说，用不着合作一部来写。至于他所策划的庞大复杂的故事间，竟也缺乏一种联系，这样的写法，一个故事继续一个故事，不用说五百万字，只要有时间，一两千万字也是写得下去，这等于笑话里所讲的曹*兵马八百万过独木小桥，一个又一个可以一辈子也过不完，我想如果用他的大纲，大可以约五六十个人集体来写，那么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了。但无论如何，这大纲的精密的设计与宏大的规模是可敬佩的。
三天以后，他来看我，我把我的意见同他说了，但是他的答复是很奇怪的。他说对于未来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他的臆设是决不会错的，他使那些人物通过那些年代就是所有人物的归宿，于是他说他将忠于写实主义，所谓故事的联系性与统一性是平庸的小说技巧，而实际人生就是这样散漫。
他的话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总觉得他这种哲学的头脑似乎始终踏不进艺术的境界，不过，要这方面使他同我有相同的感觉实在很难，而也许小说也的确可以有这样一派，我不想多说，但关于他对于未来事情的预约，我觉得即使他所料大致不错，时间变化综错当然不会全对。而这点他竟也不愿接受。他说这些他当然预备随写随改，他要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专写这一部小说。
此后我就谈到他大纲可敬佩的地方，夸赞他所用的功夫与学理根据的精密，他说，“为这部小说，我还研究了地理，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我还研究了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我还研究了命相学。”
“命相学？”我奇怪了。
“是的”，他说：“我根据命相学研究我三十六个学生的个性与命运，出身与际遇。”
“这难道也有哲学上的根据么？”
“当然，”他自信地笑着说：“命相学原是前人从个别的实际情形归纳起来的原理，我们从这些原理去发现个别的际遇与命运。”
“发现个性或者可能。”我说：“但发现命运我总不能相信，比方说一个人现在被汽车撞了，这是多么偶然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命相里看到。”
“但是我觉个性与环境结合就是命运。”他说：“比方一个人被汽车撞了，他的个性一定是注意力不集中，平常就恍恍惚惚的，再加上那天也许同情人吵架，也许喝醉酒，也许受了什么刺激；也很可能他下意识里一直想自杀。总之，我从命相学里的确得到许多启示。”
“这很有趣味。”我说：“人生有时很神秘，你的三十六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命运，将来如果将你所写命运同她们实在发展的比较比较，一定更有趣，如果她们都是我的朋友，一直同我通着信或者保住什么联系，使我知道她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再同你想出来的小说比较比较，我想这会是非常神秘的，但我相信这一定同你的小说里的设想是不同的。你虽说你的小说采取写实的态度，而实际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故事。这倒是我自己常常说的，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与写实主义的手法，你的作品我想会实现我的理想。我觉得你的时代与环境必须根据历史的事实，但人物则不必拘于她们自然的发展，如果像你现在这样，连名字都会影响你的想象，那么你一定会被她们的生活所拘泥，而我相信她们大部分的演变，是嫁一个男人，无论是贫是富，过着家庭生活，养几个小孩，跳跳舞，打打牌，度一辈子吧了。”
“但是我并不是要把这三十六个人写成个个是英雄，我不过是觉得她们在时代中一定有挣扎，奋斗，熬受。一定有成败，得失，升降。”
“但这些大都是心理的，决不是在行为上穿过一切你小说的场合在表现。”
我们谈话并没有什么结果，他忽然问我愿不愿意会见他小说里三十六个的主角，他可以请我去演讲，为我介绍这三十六个人，使我有一个印象，那么他可以根据命相学告诉我每个人的命运。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告诉他如果我见了这三十六个人，我能够经常知道她们日后的演变，这也许是有趣的，但这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而且是不可能的；要是只见一次，那也许反妨碍我对于他小说意见。
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发觉了他对于时代的演变完全是作为故事的场合，而对于人的演变又拘于现实的对象，而这些对象竟是他的学生，我觉得他的小说如果写出来一定是一个很怪的作品。
五
那次以后，我跑到了成都，我好久不再知道江上云巨著进行的情形，一直到天气又冷下来，西风扫着落叶的时节，我接受一个书局的聘约，编一本文艺刊物，我又想到了江上云，我写信给他，请他写点短稿。我的信很短，但结尾处我询及了他的巨著的进行。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没有寄我稿子，他在信里先感谢我想到他，接着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短稿都不写，专心致志在写那部巨大的小说，于是他用很大的篇幅同我谈他的小说。他第一先说，在他工作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我对于年代的意见的可贵，他的故事现已提早十年，于是书名也改为“一九三〇级”了。第二他说到人物，主角三十六人现已改为二十八人，配角则由四百四十五人减到二百〇九人；于是他说到其中五个社会主义者本定写成终身是同志的，现在计划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分为五派，代表五种社会主义不同的观点……他还说了许多其他计划中碎琐的改动，我也无法一一记起。
我对这封信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计划上的变动是常有的事，所以也没有再同他通信。以后我为那个文艺杂志的与的事情忙，所以对江上云的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了。
许久许久，大概是十几个月以后，有一个朋友请吃饭，他是成都某大学的教授，座中竟碰到了我在重庆教书时的同事张学韬，同一个听过我课的学生余既楠，余既楠是刚从重庆来的，异地遇旧友，我们三个人不免扯到学校与同学的情形，于是我们也谈到江上云，我说：
“江上云怎么样，你同他熟么？”
“我同他很熟。”张学韬说。
“你知道他在写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么？”
“我知道，”他笑着说：“他一见我就同我讨论，啊，他见谁就谈到他的小说。”
“他一定写得很多了？”
“他写了很多，但不知怎么，忽然又撕了重写。”
“啊，这个我知道，他本来是从一九四〇年写起的，现在提前十年，从一九三〇年写起；本来主角是三十六人，现在改为二十八人，配角也从四百多个人，减到二百个，所以我想他写好的都没有用了。”我说“他对工作真是认真。”
“你的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张学韬笑着说：“他的主角早从二十八人改到二十人，又改十四人了，配角也减到九十七人。”但这时余既楠忽然说：
“我动身前几天还碰见他，他也同我谈到他的小说，听他说主角只有五个人，配角是四十个人。”
“那么又减少了。”张学韬说。
“我想这样也许容易成功。”我说。
“听他说这篇小说写成功要五百万字。”余既楠说。
“还是五百万字？”我说。
“他以前也说写五百万字。”张学韬说。
“我想他也许就因此不得不将人物减少，否则如果以人物为比例，那么他原先的计划怕要写成几千万字，一辈子也写不成功了。”我说。
“难道他原先写的又毁去了？”张学韬忽然问余既楠。
“这倒不知道他。”余既楠说。
饭桌上还有许多别人，我们就没有再谈下去。局散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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