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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第四十七章 记优级师范馆】………
王画初
在胜清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秋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原当时大学堂奏定章程,同时在京师分设四馆:曰师范馆,曰仕学馆,曰译学馆,曰医学馆。后又添设进士馆,共为五馆。此外尚有一实业学堂,而皆统属于管学大臣。我是考入师范馆的一人,即追忆当年在师范馆五年的经过情况,分述如下。
当时师范馆的学员,有由各行省考选保送来的,有在京师自行投考的。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尽忘科举,故虽身列学堂,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始废止科举。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此亦当时*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蜕嬗之迹象也。
师范馆成立最早,嗣后袁世凯督直隶,在保定设立高等师范学堂。为预储中学师资起见,其修业年限为短,而奖叙亦较师范馆为低。每肄业二年,即可出任中学教习,但服务后,仍可回校继续修了未竟之业,此所以与师范馆有别也。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管理员:
张百熙冶秋管学大臣
吴汝纶挚甫总教习,未到任
张鹤龄筱浦总教习
蒋式惺性甫教务
李希圣亦园
曹广权
曾广钧重伯斋务
三多柳桥
金梁息侯其他职员不及备载
继张百熙后为张之洞香涛,继张鹤龄之后为李家驹柳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