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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夏，有一个甘肃籍女生邓春兰向北平报纸投稿多次，主张各学校应准许女生入学，引起报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评论。彼时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过。民九春有一江苏籍女生王蓝，请求入校旁听，旋获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请求。共收多少女旁听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学系一年级受学，我们的班上，当时有三个女生，其座位纵排在一般学生座位的右前方。她们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她们之一，名赵懋华者，在抗战前，曾任立法委员。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与男生不复分座听课。北平其他各大专学校亦准女生受学。
民八秋蔡校长被挽留返校后，鉴于学生为校长去留，迭次发生*，乃宣布其教授治校的构想，并邀蒋梦麟先生来校协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设一学长负责。不久改组，废学长制。北大原分三院办理校务，文科在沙滩，理科在马神庙，法科在译学馆。改组后原来文科办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与原称文科、理科、法科，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其实则大不相同。改组后各科学长废除，各学系的事宜，均直归教务长指导管理，院只成为学校一部分地方的名称，而非管理校务和机构。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于此时离校。学校各学系均设一主任，由各系主任选其中一人为教务长，直接管理教学事宜。各事务单位之上，设一总务长，负责指导一切事务之进行。各教授合组评议会，学校重要事项，提由该会决议。校长室设一秘书，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北大第一任总务长由蔡校长聘蒋梦麟先生充任，教务长则马寅初先生当选。前者我离校时仍为蒋先生，后者则马任职未久即辞去，由何育杰、胡适之、顾孟余诸先生相继担任，顾先生最久，我毕业以后，他尚继续任职。民十二我毕业后，不悉在何时北大及其他各大学均于教务长之外，又设各院院长，分理各院事宜，且系聘任，与蔡先生当时教授治校之用意，大不相同。
蔡先生于民九冬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考察期间，其校长职务，由蒋梦麟先生代理。他于十二月底抵法，其后赴比、德、奥、意、瑞士、瑞典、荷兰、英、美各国考察，于八月中旬代表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在其出国期间，因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亦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政府知悉事态严重，乃为补发欠薪，并向之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先生回国后，大不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的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教职员接受蔡先生的提示，决议将罢课期间内所领之薪水归公，但请分期扣除。以后北政府又常欠发学校经费，致扣除之决议，无法实行。但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蔡先生海外归来不久，召集学生讲话，勉其为国努力。他说：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多谓德、奥、义〈意〉侵略集团失败后，当实现长期和平。此次他到欧美考察，方觉完全不是那样。列强们勾心斗角，均为自己国家利益打算，并未对世界和平着想。我们处此情势下，非发奋图强，则无以自全。他归来后，觉得国人仍将我国的安全，寄望于列强之维持世界和平，而不自求如何巩固国防。我们的学校对练习军*，已不注意。他从前买了几匹马，教学生学骑术，归后方知骑术未复学习，连马都已经卖了。这种误信世界业经和平的心理，实在太可怕了！望大家务要自行振作，不要将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希望于别国的维护。要国人努力以求自立自强，而后国家方有前途。他本着这种看法，并认为想要国家社会好，自己先应该廉洁持身。乃要求教职员们不要领罢课时期应有的教课薪酬。且屡次呼吁学生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以准备为国家效力。民十一五月，北大成立妇孺保卫团。旋聘蒋百里、黄郛两先生，讲授军事学。
民十一春，学校发生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平均一学期每人负担不过六、七元，本系无关重要。乃有少数当时所谓“过激派”学生，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先生闻悉，非常震怒，亲入重围，告诫学生不可无理取闹。学生们多数闻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嚣。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辞职。一般学生知悉后，乃决定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拘留校长，而坐席的各方面，有人狂喊“下来！下来！嘘嘘！”不久见发言者不予理会，乃竟欲冲上台去殴打；致一般学生不平，亦冲上去对打。方看清叫闹者不过十数人，不敌逃出。下午在原地重行集会，事前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人毋许参加。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并对滋事的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学校布告教授们集会决议，将为首滋事之学生冯某（忘其名）开除学籍。这次校内风潮，由于学生们自动予过激分子以制裁，乃不到两天，即行平息。学生们警觉这些不良分子与校外阴谋暴乱的党徒有勾结，乃自动组织许多小团体，从事抵制。我当时加入的一个团体，叫民治主义同志会。其目的在促进*，并防阻过激分子捣乱学校与社会。因绝大多数纯洁分子已有警觉，故此后直至我毕业时，本校学生在校内再没有闹过风波，而为遏制过激分子捣乱，成立的一些小组织，遂亦无形星散。
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胡适之、陈百年、梁漱溟诸先生；其次为朱经农、唐擘黄、燕树棠、何海秋诸先生。亦听过傅佩青、徐炳昶两先生短时期的讲授。他们都是学识丰富，各有自己的见解与心得。但在教学方面，则多不相同。陈先生对于教课，准备极为充分，每教一课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条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论文；惟其讲话很快，声音又低，使人不易听懂。梁、傅、徐诸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均有创见，但他们不长于表达。学生听不懂时向之询问，其答言亦不为人了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的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钦佩其见解正确。但他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邀本班一个国文很好的陈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笔记，经他加以核正后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级心理学，真是与高级的意义名实相符。他讲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与佛学里讲心理的内容相似。当时我常感印度人能于数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学，真是奇迹。但唐先生用英语讲授，我们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该课进行的很慢，学生获益不大。朱、燕、何诸先生讲解都甚清楚，但所讲的义理都很浅近，与课本的内容无多大的差别。在上述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光阴过的真快，我离开北京大学，已近五十年了，许多往事已记不清。上述诸事尚能忆其梗概，但拉杂陈述，不成体系，故题之为琐忆。如有不符事实之处，尚祈阅者指正。
………【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