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督师辽东(1)
后金的兴起与辽东的形势
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大金王朝,为了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金朝相区别,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向明朝宣战。第二天,抚顺集市开市之日,扮作赶集商贩的后金士兵,混入抚顺城堡,发动突然袭击,俘虏明朝守将李永芳。抚顺城堡就这样被努尔哈赤轻易攻陷。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相继向朝廷告急,调兵请饷的奏疏纷纷送进紫禁城。皇帝朱翊钧意识到辽东事态的严重性,下旨要“大举进剿”。
从此以后,辽东就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增援,被后金主力部队全歼。四天后,努尔哈赤派人送来一纸文书,声称为“七大恨”而发兵,要求明朝派代表前往谈判。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感到对方来者不善,马上向皇帝报告,辽东事务已经到了“不忍言”的地步。皇帝批准兵部的提议,任命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并且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先期率兵出关,直抵广宁;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兼辽东巡抚,革职查办懦弱无能的李维翰。显然,朝廷想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寄托在杨镐身上,赏赐尚方宝剑,对于不听调度的总兵以下军官,可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
杨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兵分四路出击,与努尔哈赤展开激战。其实,杨镐也是无能之辈,再加上内阁与兵部指挥失误,终于遭致惨败。努尔哈赤乘势攻陷开原、铁岭等地。
继任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吸取前任的教训,不再盲目追求“恢复”、“进剿”的表面光彩,以固守为上策,使得局面渐趋稳定。
熊廷弼,字飞白,号紫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担任辽东巡按时,对辽东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今辽宁宽甸)等处八百里疆土,极为不满。他在辽东的几年中,杜绝贿赂,严惩腐败的将领,风纪大振。后来不知道朝廷出于什么考虑,竟然把他调离辽东,出任江南的一个闲职——南直隶督学。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再度惨败。皇帝鉴于熊廷弼熟悉辽东军事,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顶替杨镐的辽东经略职务。
当时辽东一片混乱,军心涣散。熊廷弼走马上任,还没有离开京城,就传来了开原沦陷的消息。他向皇帝分析辽东形势:辽东是京师的肩背,不守卫辽阳、沈阳,必定不能保住辽东;不收复开原,必定不能保住辽阳、沈阳。因此他向皇帝请求,一定要增派军队,保障给养,整修器械,不拖欠军饷,不从中掣肘。皇帝考虑到收复开原乃是“御虏安边”的第一要务,同意熊廷弼提出的请求,并且赏赐他尚方宝剑,加重他的实权。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此时铁岭又告失守,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辽阳人心惶惶。熊廷弼进入辽阳后,着手整顿,处死临阵脱逃与贪赃枉法的将领,罢免无能的总兵;并且监督军队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做好长期固守的打算。他向皇帝提出的“制敌方略”,不外乎恢复、进剿、固守三种选择,从当前形势出发,空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采取最为稳妥的固守战略。具体地说,他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而这种战略必须以增加兵源与军饷为依托。皇帝表示赞许。确实,只有防守坚固以后,才谈得上逐步恢复、进剿,这是万全之策。
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辽阳城堡整修一新,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也成为重镇。
熊廷弼其人,有胆略而精通武艺,能左右开弓,在战略上有独到见解,堪称帅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明史》所说“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在官场上人缘很不好,导致他一度赌气,掼纱帽。皇帝极力挽留,对他说,现在你这位经略卸担子,岂不前功尽弃!你应该更加殚精竭虑、忠心耿耿,与各方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皇帝对他充分信赖,使得熊廷弼能够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安然无恙,辽东局势也太平无事。不料,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皇帝驾崩,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不久就遭到言官出于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终于被迫罢官。
袁崇焕督师辽东(2)
辽东局势从此发生剧变。
取代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
战略性惨败后,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阉党”分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对他加以牵制。导致“经抚不和”——经略与巡抚互相冲突,落于下风的当然就是熊廷弼。受到诬陷的熊廷弼,被捕入狱,又遭到“阉党”分子诬陷——贿赂杨涟等朝廷官员,终于落得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杀头以后首级传示“九边”(九个边防重镇)。
宁远大捷
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孙承宗,鉴于辽东局势日趋恶化,向皇帝坦陈己见,建议加强边疆大臣的职权,尤其要选拔“沉雄胆智”的将领,给予重任。他自己前往山海关视察,非常不满意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消极退守主张。这时候,监军袁崇焕向孙承宗提出请求,给他五千军队,他愿意镇守山海关北面的宁远重镇。孙承宗觉得这个请求很有战略眼光,想与袁崇焕一起前往宁远城堡、觉华岛一带实地察看。他考虑到山海关守备松弛,已经不再具备“重关”的作用,而宁远、觉华互相依托,扼守南下要冲,非得亲自前往踏勘不可。在王在晋的再三涕泣哀告下,孙承宗只得在中途返回。
回京以后,孙承宗向朝廷报告,不同意退守山海关,主张把人力物力投入宁远要塞的构筑,与觉华岛形成犄角之势。在为皇帝的讲学筵席上,孙承宗指责王在晋极不称职。皇帝当即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起用现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样高级别的大臣,去担任辽东经略,是前所未有的举措。
孙承宗到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的防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开拓疆域四百里,加强宁远城堡与觉华岛的防务。
令人惋惜的是,不久,他遭到“阉党”分子的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一切的踌躇满志,一切的文韬武略,统统落空了。辽东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乘机率领主力进犯宁远城堡。
对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及第。天启六年(1626)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死坚守城堡,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写下血书,激励将士。因为兵力处于劣势,他巧妙利用先进的火器杀伤敌军。
一种是所谓“万人敌”。把火药均匀地撒在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成一卷,点燃后,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而且愈扑火势愈加厉害,敌军士兵猝不及防,多被烧伤。
另一种是所谓“红夷大炮”。这种从外国引进的大炮,火力强大,必须在大炮几百步以外挖掘堑壕,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躲入堑壕,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力。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一名姓唐的通判亲自放炮,唐通判不知道躲避,当场被震死。但是,就是这一炮,击中了努尔哈赤的指挥部——黄龙幕帐。努尔哈赤不得不承认战败,带领死伤人员,号哭奔回。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役。辽东民谣唱道:“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讲的就是这一件事。这一仗,使得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得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惨败:我大清发兵以来,所向披靡,明朝诸将不敢议论战与守,敢于议论战与守,是从袁崇焕开始的。
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开始征战,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宁远城下惨败,颜面丢尽,愤恨而归,不久就病死在沈阳。
这就给扭转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时机。袁崇焕一方面在锦州、中左(塔山堡)、大凌(锦县)三地加强防务,另一方面秘密派出使者,与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议和。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座城堡必须加紧修筑,现在业已迁徙商人居民前往屯田开垦。假如城堡没有修筑完毕,而敌军赶来,势必只得放弃,功败垂成。有鉴于此,乘敌人正忙于鸭绿江一带的战事,姑且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待到敌人发觉,三座城堡已经修筑完成,战守的第一道防线在山海关四百里以外,固若金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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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督师辽东(3)
皇太极从朝鲜回师不久,果然发兵进攻锦州。由于锦州城防坚固,无隙可乘,转而进攻宁远,再次遭到惨败。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次兵败于宁远,令袁崇焕兴奋之极。他在给朝廷的报捷奏疏中毫不掩饰这种兴奋情绪:十年以来调动全国的军队,都不敢与后金军队交锋。现在开始一刀一枪和他们拼命,忘却了敌人的凶狠剽悍。臣在城墙上大声呼喊,军队分路追击,在愤恨中一战挫败敌人。皇帝看了奏疏之后,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
这确实是十年未遇的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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