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天候、白广恩、薛红旗、一字王、独行狼等，全面出击。以后又在环庆一带围剿，击毙任喇嘛（任守正）、刘黄莺（刘彦举）、燕青（张汝金）、黄巢（高应昌）、张飞（张文朝）、雕翎箭（李文举）、张千总（张成顺）、八豹（雷进槐）、许大狼（许林）、黑煞神（张宠）、红狼（李荣）、王副将（王君亮）、雷横（许得柱）、滚山猴（张汝宰）、飞豹（齐一正）、黑虎（刘万友）、巡山虎（张万寅）、宋江（王中孝）等。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张应星商议，鉴于陕西的部分造反武装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官兵三千五百，由骁勇善战的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进入山西，配合晋中官兵围剿。明人绘《陕西舆图》之“西安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当时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路造反武装有：紫金梁（王自用）、蝎子块（拓养坤）、老回回（马光玉）、一字王（刘小山）、撞塌天（刘国能）、过天星（惠登相）、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八队闯将（李自成）、曹操（罗汝才）等。号称三十六营，二十万之众。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副总兵左良玉的南北夹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受伤后病死，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
政府方面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部署军队，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摆开战场。
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闯将等贿赂京营总兵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急于邀功，不假思索地答应招抚。其实张妙手等部在各自的驻地购买裘靴，暗中作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底，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黄河河身最狭窄的关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竟然一反常态，结冰如坚石，给十几万农民军提供了突围的极佳条件。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
从战略上看，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再进入河南中州大地，明朝当局再要围剿，就很困难了。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罗汝才进入湖广，邢红狼横行于河南，惠登相进入陕西，李自成挺进汉中，他们由合而分，把战火延烧到中原腹地。
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寄希望于招抚，重蹈杨鹤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朝廷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的车箱峡，轻信李自成等部的诈降，让十万之众得以摆脱险境，走出栈道，陕西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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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2）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这个所谓“流氛震惊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官员们纷纷检讨朝政腐败，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检如丧考妣，身穿素色布袍，亲自前往祖庙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几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他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风波逐渐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朱由检下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皇帝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正如《明史·卢象升传》所说，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此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用“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亲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几天之内接连呈上奏疏，陈述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等，显示了这位学识超群的兵部尚书与众不同的见识。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3）
首先，他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
第一，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第二，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
第三，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是他的施政纲领，以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其实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万历时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不过此时此刻杨嗣昌郑重其事提出这一点，并非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1629）与崇祯九年（1636），满洲军队两次南下所标志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大地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国家战略无法回避的大事，也是兵部尚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他明确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且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他从皇帝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一下子抓住皇帝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防重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在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缓图，内忧更不容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脏腑溃烂，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所以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看轻“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受以往的先入之见所束缚，设身处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所阐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至于必先足食然后才可以足兵，也是传统的话题，孔老夫子就给后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语录，不过杨嗣昌提出这个话题，并非探讨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提供足够的兵力与军饷保障。为此，他向皇帝提议，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他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用于内战的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那么，他的“四正六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