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1930年，二十六岁的薛耕莘参加了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成了一名翻译。凭着过人的聪颖和勤奋，他很快从一名低级翻译晋升为巡捕房的特级督察，并享受外籍待遇。在法租界任职期间，他又在震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耕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他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金质胜利奖章。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解放后，薛耕莘在*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1981年，薛耕莘案获得彻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1990年5月起，薛耕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成为上海文史馆终身馆员。
薛耕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03岁的他仍健在。他甚至在2006年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薛耕莘先生是在1926年才进入法国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解放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前搜查*“一大”会场的详况。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耕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渡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解放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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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1）
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
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
陈伯达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对于“*”史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