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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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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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岳父的一生:“平生著述无虚日”。
  接下去的任务是艰巨的:
  要把从杭州找到的这些文稿加以标点。内中《通鉴事纬》需要对照《资治通鉴》进行校订。所漏“魏纪”要根据残稿补齐。然后,逐步输入电脑。由于僻字颇多,许多字是电脑常用字库中没有的,所以输入要比普通文稿困难得多。
  在打印出这些文稿的校定稿之后,出版也将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不易是人所共知的……
  后来,由于内兄和内侄的努力,终于把《通鉴事纬》全书校毕,并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

珍贵的名人书信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有我的作品手稿库之外,还有作家书信库。
  进入电脑时代之后,作家书信手稿跟作家作品手稿一样,已经成为“稀有元素”了。
  我在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的时候,从一包手稿中见到一封发黄的信。打开一看,竟是史良在1951年写给王造时的信。当时,王造时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遍求良医未得,史良在信中为他介绍了专治这一难症的医生。王造时和史良同为“七君子”,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本身就弥足珍贵。王夫人告诉我,在“*”中遭抄家,王造时书信被红卫兵们弃满客厅,随风而逝,这封信是偶然“劫后余生”,更为珍贵。
  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时候,她拿出冰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给梁实秋的信件给我看,使我十分惊奇。我问她,如此年代久远的信,梁实秋怎么还一直保存着?她告诉我,平日,梁实秋的信件颇多,但是他只把认为值得保存的信件放在专门的箱子里。不论是在八年抗战,还是他匆匆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他都带着那一包信件。所以这批珍贵的作家书信,得以保存。
  书信,也是作家著作的一个部分。书信不像文章,在写信的时候往往不是为发表而写,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日后会公开发表,所以书信往往更多地披露真情。我曾评论过《傅雷家书》,以为就思想内涵而言,是傅雷最重要的著作──尽管傅雷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几十部译作只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而已,并不反映他自己的思想,而《傅雷家书》却是他自身思想的真实写照。
  作家以笔耕为业,所以往往作家也最勤于写信。韩菁清回忆说,梁实秋写信又多又快,“倚马可得”,须臾之间便写好四、五封信。梁实秋与韩菁清相恋时,虽然天天见面,梁实秋仍每天向她“面呈”一封文笔优美、散文式的情信,因为他以为,心中的深情不是口头所能表达的。
  然而,书信不像文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手头留有剪报,也就保存下来了;书信则是寄给别人,并不发表。信寄出之后,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收信人看完信,常常一丢了之。尤其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信,几乎很难寻找。所以,书信最易散失。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给你──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 《傅雷家书》所收的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信,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红卫兵们的“铁扫帚”无法企及,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编出了《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我帮她编成了一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书信选集,分别在上海和台湾出版。

珍贵的名人书信库(2)
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内中也包括书信。我的信件甚多,最多时一天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所写的信,当在万件以上。然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能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后的书信,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这是因为当时我写文章、写书,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我也就养成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所以在写信时,凡是以为重要的信件,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样,也就保存了不少书信。
  2001年,现代出版社要出版朱家雄先生主编的《北大情书选》,向我约稿。我找出写给妻子的几十封信。妻把信输入电脑,顺利地完成了约稿。这些信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脚印,倒是别具一格。
  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信件也用电脑写。尽管朋友们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我仍“我行我素”。用电脑写信,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底稿”。
  这样,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我遴选了若干有发表价值的书信,收入文集。通过这些书信,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经过。
  这次经过整理,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如陈望道、冰心、韩素音、柯灵、秦牧、徐迟、华罗庚、苏步青、戴厚英、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内中,高士其以及傅雷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封之多。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中,最可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写给我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举行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时候,由于找不到陈望道先生的手稿,就从我这里借去陈望道先生的信,作为展品。
  我把收到的作家信件放入专用文件夹收藏,成为我的书房中的藏品之一。除了作家书信之外,我还保存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苏步青、谈家桢、陈中伟等写给我的信,也保存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乒乓名将庄则栋等写给我的信。此外,美国著名作家海因来因、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克拉克、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等的许多英文信件,也是我的珍贵藏品。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次编选书信集却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有着天壤之别。
  这几年,由于E…Mail的普遍使用,使电子书信时兴起来。不过,E…Ma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韵味”。尽管如此,我仍在电脑中保存来来往往的电子书信,每年汇总成一个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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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积累的档案库(1)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深切体会到在创作中运用档案的重要性。于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很注意收集档案,复制档案。日积月累,我的书房里储存了诸多档案。差不多每完成一部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就积累了一批档案。这样,我的书房里,拥有一个“档案库”。
  例如,我家有着傅雷死亡档案的完整的珍贵复印件。
  那是1986年初,我把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就在《报告文学》杂志准备发表的时候,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了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故,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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