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1966年9月3日上午八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2）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傅雷家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3）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译成日文发表。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档案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 。
我和各档案馆有着许多联系，被视为在创作中运用档案最多的作家之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4）
在我的作品中常可以见到引用档案材料。翻开《张春桥传》，便可看见一开头就写到档案：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档案之中。
终日阅卷，我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我信手翻开一卷档案，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1976年9月21日向*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
……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1976年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
“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
“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
“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终于写出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张春桥的传记……
陶勇是原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在“*”中受*而死。虽说他的冤案后来得以昭雪，但是他的死一直是一个谜团。
我在《陶勇将军之死》一开头，也写及了档案：
我在档案室逐页细阅一大堆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字样的小本本。那是上海某造反派头头的笔记本。他有一个莫大的优点──笔头甚勤，有闻必录。到‘市革会’开个什么会，张春桥怎么说，姚文元怎么讲，他都记下来；街头出现什么大字标语，有过什么*，也一一详记……
蓦地，一行小字，引起我的注意：“陶勇……”
我的心顿时收紧了。细细看下去，那竟是一份关于陶勇之死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
确实，我最初是在某单位档案室查阅别的档案时，偶然发现关于陶勇之死的重要档案──陶勇死后不久，陶勇的夫人朱岚与那造反派头头的谈话笔记。笔记上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的名字、电话号码、工作单位。我复印了这几页笔记，以此为线索深入采访，终于得到关于陶勇之死的真实情况，写出纪实文学。发表之后，多家报刊予以转载。
我曾查阅过数百种“*”报刊，某红卫兵报所载的关于柯庆施之死的所谓“调查报告”，引起我的注意。
我记起，在“*”中，这份“调查报告”曾流传全国，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