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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 Hai 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 p'a 等于官话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的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费而已。
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赛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要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 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