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分头工作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5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4）
1981年2月，3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3个专区的11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5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3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做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作为一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5个一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3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原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1）
……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
◎许人俊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引起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抛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伟大解放。
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迫切呼唤改革，但“左”的条条框框太多，农业学大寨和大批促大干之风仍在全国盛行，从地方到中央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中央红头文件对农村改革尚未开放“禁区”，改革阻力重重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同志在全会前夕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