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他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中全会接受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 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和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长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二、穷则思变。历史上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大灾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的试验，奏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曲。于是，凤阳和昔阳成了独木桥和阳关道的方向之争、道路之争的焦点，举国轰动。万里说：是与非，靠实践检验1978年…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2）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帮轰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怀念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极好，一度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子恢等支持，后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农民们记忆犹新。
这次，幸好县委书记开明，他体察民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成。但要求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结果试验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都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试点队未减产，而且有2个队增产。消息不胫而走，事关重大，立即招来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组。福兮祸兮，几经争论，调查组还是给予了肯定。
无独有偶，不久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干部匆匆向县委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
县委书记听完汇报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他们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让他们搞到秋后再说吧！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秋后小岗生产竟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总产量为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包产到户头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农民收入每人平均达311元。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也启迪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省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独具慧眼的*，虽然刚刚复出，担任*中央副主席，但看到这份遭争议的文件后拍案叫好，立即毫不迟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特地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副总理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任重同志更是亲自写信，对《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严加责问，并附去一份一个读者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3）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