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第78部分

　　陈文强见杨笃生说完后注视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说道：“杨兄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要文强帮助，尽可直说。”



　　杨笃生点了点头，说道：“万事俱备，只差武器。想请陈兄购买手枪两支，则大事定成。”



　　陈文强略微沉思了一下，痛快地答应道：“三日之后，手枪送到。”



　　“文强不仅财力充实，亦是上海滩的江湖大佬，这点小事，当不在话下。”章士钊既是夸赞，也把陈文强挤到了不能反悔的境地。



　　陈文强自知其意，却不在乎，笑着和众人谈天说地了一番后才作别各去，却不再提要带众人去看什么这话了。



　　……………。



　　从历史上看，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确实收到了破坏专制政体、震慑专制政体内统治者的威力，而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暗杀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



　　诚如吴樾所言，暗杀具有“杀一儆百”之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王汉刺杀铁良、李沛基刺杀凤山，是想威胁清廷那些反动权贵；吴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暗杀行为被革命青年竞相模仿，从广州到北京，不经意间即有枪声、爆炸声震破某位颟顸官员的迷梦，甚至使之一命呜呼。



　　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陷清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例如历史上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达官贵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遂秘密遣人到东京，同盟会捐万两白银，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



　　而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向革命党人投降，不能说不是由于暗杀之震慑。彭家珍刺杀良弼，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王朝的覆亡。难怪良弼临死时叹言：“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由此可见，暗杀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政治震撼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却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刺客对枪械的使用不熟、暗杀准备不足或不慎、暗杀对象的防范措施严密以及诸多偶然因素，暗杀行为败多成少，实际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大。



　　而从陈文强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暗杀和杀身成仁，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划上等号的。暗杀又不是自杀袭击，非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暗杀如果只是同归于尽，那当然简单，却不是陈文强所赞赏的。



　　耐心地刺探侦察，精心地筹划准备，势如雷霆的一击绝杀，巧妙周密地撤退远遁……难道专业性的暗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难道暗杀不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执行吗？



　　而就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来说，没有保镖，不是高官，只是一个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仆人和车夫，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别说是稍加训练的勇士，就是个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来完成任务。



　　兴师动众，细致筹划，诡计邀请，枪手埋伏，对付这样稀松平常的对手，在陈文强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所以，他争取了三天时间，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向暗杀团的菜鸟展示专业人士的风采，让暗杀团的成员看清这其中的差距，使他们明白暗杀是个技术活儿，光靠激情和勇敢是不行的。



　　而革命更应该是个系统、综合性的工作，各人的条件不同，便要人尽其才，却不必每个人都要拿起炸弹搞暗杀，弄个轰轰烈烈。拼却一死，容易；艰难缔造，很难。舍难就易，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最关键的还是多了浮躁，少了冷静的分析判断，少了耐心的坚忍持续。



　　现在的陈文强虽然有了班底人马，但在性质上却是维护、争取自己利益的看家护院，要投身时代洪流，这帮人显然还没有那样的觉悟。杨笃生等人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从文化、思想等方面，却具有相当的优势。



　　好吧，加入，影响，引导……这些工作固然繁琐，且有很大困难，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去做。而刺杀王之春，则是投名状，或是得到信任的敲门砖。为此，他不仅要干成，还要干得漂亮，让别人看看什么才是专业人士。
第三十三章　团体？政党？
　　作为上位者，或者是筹划者，陈文强已经不太用事必躬亲。特别是王之春这样没有多大难度的目标，他交给李亚溥和大头梨便行了。



　　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陈文强不知道预期的南洋之行是否还能按期出发。因为他不仅仅是要加入暗杀团，更想建立一个团体，一个能进行综合性工作的革命团体。在他的设想和计划中，这个团体应该目的明确，分工明晰，部门齐全，组织严密……



　　也就是说，暗杀团可以存在，但却只能是团体下属的部门，暗杀也将更有目的性，暗杀工作也将不再是第一要务。



　　想得很好，但陈文强却知道这并不容易。蔡元培、杨笃生等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可不比江湖草莽，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而且，他们的激情和冲动，令陈文强很感头痛。要说完全控制他们，陈文强还没那个奢望，但也要听劝告，有纪律，不能自行其事，太过失控啊！



　　而一个团体的内部分歧是很可怕的，由分歧到各行其是，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更会危及到团体的安全。其实，这也是陈文强一直对革命党若即若离的一个原因。



　　业余，太业余，完全没有地下工作者的觉悟、警惕和技能。还没干成什么大事呢，就被官府查觉通缉，陈文强确实深恐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带下水去，落得个抛家舍业，亡命天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些基业可就要泡汤了。没了资金支持，什么宏大目标岂不是都成了镜花水月？



　　那有没有办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文强停下了笔，陷入了长长的思索。



　　组织，是现成的模式，对陈文强整顿和管理兴义堂有很大的帮助。但若用于革命团体或政党，则又有诸多问题。革命党人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也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一个优势，也有其弊端。要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团体，并且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遵守纪律，显然要比让帮派中的兄弟服膺困难得多。



　　所以，要使团体具有吸引力，首先要有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也就是行动纲领；其次是要使团体组织严密，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动作协同……这些方面倒是可以大量借鉴组织，比如内部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有明确的分工，有严格的管理办法，行动有周密的计划等等。



　　思路在慢慢打开，陈文强或许觉得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满意，但他所编写出来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很严密的了。要知道，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时，只有个会议章程。等到同盟会成立时，才算是一个基本完全的政党结构。



　　高大上的行动纲领，是注重于眼前，还是放眼将来，使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陈文强对此反复考虑，决定先写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与加入团体的众人进行讨论商议。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陈文强认真分析着已为众人知晓的兴中会宗旨，深觉其不完整，以及其中的偏颇。



　　驱除鞑虏，这在以前就是陈文强所不赞同的，种族革命的意味太浓，很容易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在当时，也有很多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比如蔡元培，就对邹容《革命军》中的偏激排满提出过异议；陈天华也提出“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更有人发出了令人深省的声音：“独其私己族以亡人族，终且激他族以自亡”，“今既区汉族，复怒蒙民，彼行幕者，尚何国之不可奴哉！”“世有孤存一族而可长保者哉？”



　　但在狂热的革命环境下，大多数革命者在表达其反清意愿时，都不惜使用最尖刻和激烈的言辞以号召种族革命，不遗余力地激化满汉矛盾，以瓦解清王朝统治。冷静却有些不合时宜的忧虑担心，便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激进宣传中。



　　虽然激烈的排满口号可以赚取眼球，但这早晚是要改掉的。毕竟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在革命成功后是不会给公众一个浅薄、刻忌、嗜杀的印象。况且，反满排满即便可以提出，也不过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倒不如直接提出“推翻满清贵族专制，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这样一步到位的宗旨，还显得立意高远。



　　道理相似，恢复中华也有种族意味，更不够全面。若是换成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岂不是把革命之后的任务和目的也明确了。而且还显得高瞻远瞩，并且任重道远吗？这样兴许会让那些激情浮躁的革命者意识到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困苦，绝不是只推翻一个皇权那么简单。



　　嗯，这些作为政党或团体的宗旨是可以的，但在口头宣传上却显得过于文绉绉和深奥了一些。如果有一个简短上口的语句，一下子就能让人明白团体的大致行动纲领，甚至热血奔涌、豪情满胸，岂不是更好，更显得层次高吗？



　　革命，奋斗，救中国！几番思虑，冥思苦想，这七个字出现在陈文强的脑海，出现在了他的笔端。



　　争论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