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丸良夫认为，日本近代的内忧外患是近代天皇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内有层出不穷的起义，外有不怀好意的西方列强，幕府的统治愈发软弱无力，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逐渐沦落的国家拯救回来，重整国家秩序。当时的每个人都对未来焦虑不安，水户学派宣扬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并进而树立起天皇对国家的绝对权威，而只要对他们这一时期的学说多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浓的危机意识。
安丸良夫感慨道，现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强调追求个人自由，一方面又在伪造的天皇说中寻找心理的依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纪念碑”。
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依然不能接受安丸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皇制在日本从来都是连续性的，天皇不参加国家大事不过是在遵循一种传统，且天皇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务。但即便是在坚持天皇制是连续性的人士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长久以来，他眼中的“连续性”也只是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续，并不表现为天皇掌权的连续性。
天皇可以被罢免或放逐是已然发生、不容更改的历史，也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天皇的统治权被权臣中断是古代日本屡见不鲜的现象，若天皇的统治当真延续的话，就不会有镰仓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权在握，也不会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权的枭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皇权专制，近代的天皇制极其独特，这种独特为19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其实，从18世纪开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间或出现的外国船只，甚至那些悄悄登陆的外国航船都让幕府寝食难安。1804年俄国人的船开到长崎，并提出了与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国人来了，1837年美国人也来了，他们都提出了和俄国类似的要求——通商。习惯了闭门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预料地回绝了他们，可不安的感觉却与日俱增。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溃败，沦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这让幕府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论国土，日本没有中国大；论士兵，日本没有中国多。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藩镇连缀起来的，等级森严，一旦西方人把侵略的视线移到日本，像日本这样结构松散的国家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幸运的是，国家的危难重新唤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大敌当前，危机关头，日本人迅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国家统一了，力量才能凝聚起来，只有力量凝聚起来，才有可能抵制住外敌。
然而，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又是弊端丛生的幕府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的，德川幕府的统治已持续了200多年，幕府中人早已习惯了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奢靡生活，除了为一己私利勾心斗角外一无所长。天灾总是借人祸之机肆虐，饥荒、地震加上数目不菲且日日增加的国防费用，幕府的财政混乱不堪。
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国难天灾纠结一起，直接落在了他们羸弱的肩上，就在美国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的前一年，全国性的大饥荒爆发了，连连上涨的米价让农村饿殍遍野，也让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
此时德川幕府建立时的魄力和横扫天下的气概已荡然无存，民心的流失已成必然，旧有的体制就如病入膏肓之人，已回天乏术。一些日本人在历史中寻找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对策，后期的水户学者突然发现古代大和朝廷的美妙之处，于是他们竭尽所能地美化天皇，将天皇渲染成完美无缺的理想统治者，他们希望这被神化了的天皇能团结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水户派中的藤田幽谷写作的《正名论》和会泽正志斋的《新论》都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影响颇大。《正名论》中说：“先有天地，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有上下。”日本人向来注重等级秩序，藤田幽谷便将天皇放在了等级的顶端，他认为日本人应遵奉神道教，采取“祭政合一”的国体。具体来说，幕府首先要尊敬天皇，这样诸侯就会尊敬幕府，诸侯如果尊敬幕府，卿大夫也随之尊敬幕府，如此整个国家就可以和谐团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泽正志斋在《新论》中将日本说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万物之气发端的地方。因为作为天照大神之裔的天皇居住在日本，所以日本的神圣性不会因日本土地的狭小有丝毫损失。会泽正志斋将世界比喻成一个“人”，认为日本是世界之首，依此类推，那些狂妄的西方国家实是这个“人”的下半身，美国就刚好是世界的腹部，这些位置的国民愚昧野蛮，只有日本能担当起执掌世界，赋予这混乱世界以新秩序的使命，日本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支配者，日本是为神庇佑的国家，日本是不会失败的神国。
三、天皇崇拜：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缩影（3）
会泽正志斋是“国体”一词的首创者，而他所谓“日本是神国”依据竟也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危机中的人总会将希望寄托在一些深不可测的事物上，以此安慰自己焦躁的内心，希望宇宙间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突然降临，拯救自己于水火。今天的人在阅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地指出其中的哪些故事是神话传说，哪些是历史记录，而当时那些终日笼罩在国家很有可能被外敌吞噬的阴影下的日本人，在现实中难见一丝希望，他们宁愿相信那些充满着迷幻色彩的传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日本人在近代对天皇的顶礼膜拜正出自这样一种心理，本居宣长、会泽正志斋以及数不清的日本民众都是如此。
神话是人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神话的人绝不只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很快建立起来，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核心。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同意就和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此事成了“尊王攘夷”的导火索，而“尊王攘夷”又逐渐引发了倒幕运动。在举国上下都轰轰烈烈的倒幕尊王时，水户派也不失时机地将“国体”和“大义名分”等理论散播开来。
认为天皇制是连续性的富永健一曾将日本的近代化和欧洲的近代化做对比，欧洲国家在走向近代化之时，不是像法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皇权，便是如英国那般架空皇权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而唯独日本的天皇，不仅没有随着近代化的来临退出历史舞台，其权力反倒更加集中了，日本的天皇在经历了封建时代后又顺利地成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统治者。富永健一因此认为，明治维新是在恢复古代天皇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这样看来，日本天皇似乎真的站在时代前端，引领着日本人进步。可即便在“天皇是神”的主张格外高涨的当时，天皇也并没有显出多少“神性”。1844年即位，身为天皇20多年的孝仁天皇就没对时代的发展表现出多少前瞻性，民间倒幕之声愈演愈烈，他却迟迟不能下定倒幕决心，他从没想过维新改革，相反，却希望闭关锁国的政策能继续推进下去。就连最为日本人称道的明治天皇，在即位之初，也会为一两声炮响胆战心惊，一点没显现出其应有的“神性”。
归根结底，是历史让天皇重掌大权，亦是历史让天皇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国力凋敝之时，人们都需要一个力量强大的绝对权威领导时政，安抚大家焦虑的心情，要打击外敌，切忌自家阵脚大乱，而结合日本实际，天皇则是这一绝对权威的最好人选。天皇的神性有古老的史书为据，天皇在历史上也曾执掌政权，把天皇推上神圣至高的地位，既有利于凝聚天下民心，又不妨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
随着近代天皇制的建立，日本国民的自卑情绪逐渐淡漠，既然日本是神居住的国家，日本人当然自认为是神的子民。明治维新后的强大，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对天皇的权威更加坚信。
幕府在日本的统治有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绝大多数天皇都小心谨慎地扮演着“神”的角色，远离世俗百姓。因此，近代的天皇制的民众基础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却也是十分薄弱。而其之所以可以如此迅速地建立，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日本民族，除了要归因于水户派等日本学者在理论上的大肆宣传，也和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在登基谕书中，就已经开始大力渲染天皇的神性。各地发布的谕书都称天皇为神，是日本理所当然的主人，只是在此前的数百年间，日本纷乱不断，北条、足利之辈趁乱作恶，夺取了理应属于天皇的地方。而天皇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后，到今天依然保存着血脉。
尽管谕书巧妙地向日本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天皇都“默默无闻”，但当时的日本人还是对突然强调自己是“日本主人”，是“神的后裔”的天皇感到陌生，即便是身在皇宫所在地京都的百姓，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感受过什么天皇的神恩。他们的生活辛苦而艰难，并没有因为和天皇住所不远得到什么好处。
然而，谕告只是对百姓进行皇权教育的开始，只是让百姓对天皇的神性有个模糊的印象，明治天皇上台后不久，日本就开始了系统化的大规模的皇权教育。
大力兴办教育是明治政府最为后来的日本人称道的维新内容之一，明治政府从很早就意识到要教化国民，让天皇是神的观念深入每一个日本人内心，没有比教育更好的手段。当时教育的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传播西学，一个就是皇权教育。
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皇权教育的效果就越明显，1871年明治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