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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知识分子就是在相对自由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872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法令——《学制》，鼓励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多学习外来文化，并尽可能地将其化为己用。宽松的文化环境，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格外活跃，被称作“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就是在这一时期和友人合伙成立了“明六社”，该社以《明六杂志》作为传播西学、宣传自我思想的阵地。自此之后，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小文化团体纷纷登场，文化传播的途径增多了，读书看报成了普通日本人了解西学、学习西学的重要方式。
时代变化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大家刚刚熟悉了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留声机、电影就接连出场，西方文化就像一股难以抵挡的潮水，滚滚而来。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正意味着文化结构的变化。
就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大力传播西学的同时，他们的人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世界观、人生观，对生命尊严的理解和对社会道德的看法，都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社会需要建立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都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正是社会大众现代化的开端。英克尔斯通过四种心理特征来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具备了“现代性精神”，这四种心理特征即：他是否是参与型的公民，是否有丰富的知识；他是否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能不能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依然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他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思想。
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首先表现在人格的独立性上，人格的独立有“与昨日之我”挥别的意味，摆脱依附了数百年的幕府政治又谈何容易，人格独立像日本“欧化”一样，有痛苦，有困难，有迷茫，有困惑，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功实现人格独立者，也有在几番挣扎彷徨后继续依附统治阶层的人。
“明六社”的大部分成员就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人格独立，尽管他们中不少人都和明治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一直未改启蒙日本国民的初衷，将“国家独立”与“自我使命”合二为一，他们立志要唤醒所有日本国民蒙昧的心志，让日本重新振奋起来。而在当时具备了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又何止“明六社”的成员，一些身为幕府官员的知识分子亦执着地追求独立人格，逐渐摆脱了对幕府的依附，转而在精神上依赖天皇，成为推进明治维新，指导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有多才多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日本启蒙之父福泽谕吉……尽管他们大多出生于恪守传统的下层武士阶层，但独立自由的人格让他们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德富苏峰就是其中之一，他积极倡导“平民主义”，不同于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他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寻找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途径和方法，他放眼世界，博览中西学说，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他的学说是汲取了斯宾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以及以科布顿和布莱特为代表的非干涉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学说的精华，又糅合了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德富苏峰无疑是学贯日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大胆地批判传统道德，而从他激烈的言辞中人们很难想象他居然出生于社会上流阶层。
遗憾的是，明治后期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开始依附政治，想政府之所想，说政府之所说，以致后世学者在研究他时多称他为“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之艰难，从德富苏峰前后时期思想的对比中，可见一斑。
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文化结构的转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结构转型的动因，文化结构的转型又会塑造出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知识分子。活跃于大正时代的吉野作造和武者小路实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堪称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后者的理念虽有些不切实际，却也是瑕不掩瑜。
吉野作造提倡的是“民本主义”，他提出的观点是西方民主原理及现行政治体制与儒学概念结合的产物，他坚持从博爱和人道的角度观察问题，始终拒绝介入政治体制，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并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干预国家的发展走向。报刊、杂志、演说会就是他强国智民的阵地，《新人》、《中央公论》、《东京朝日新闻》都登载了他大量文章，黎明会、东大新人会、全国学生促进###同盟等相当进步团体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而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意义、理论高度都远远超过了浩浩汤汤的自由民权运动。吉野作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时代斗士，他对他的理念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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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3）
武者小路实笃是“白桦派”作家的代表，他也是具有“现代化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热爱罗丹的艺术，为其中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倾倒，他赞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意，惯常以悲天悯人的目光审视人间，他勇敢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专心致志地建设起日本的乌托邦——新村。尽管由于理论过于理想化，他的新村实践终以失败告终，但英雄不以成败论，他的失败成就了他的荣耀，敢于尝试理想之人——尤其是这一理想为大众幸福而发——都值得世人尊敬。后来学者将武者小路实笃称为“边缘化”知识分子，而在大正时期，不乏武者小路实笃式的“边缘化”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动荡不安，都有建立人间桃园的梦想。
文化的传播者由一般定义上的知识分子“进化”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传播媒介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多种多样，当这两个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教育体制的变革应运而生，文化结构的质变随之而来。
如果将“明六社”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看作教育体制变革的第一枚果实，那么兴起于18世纪晚期的“兰学”就可谓开了教育体制变革的先河。荷兰是最早和日本建立联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的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用荷兰文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兰学派”。芝兰堂是日本最早的兰学塾，也是最早教授西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它不同于旧世的儒家学堂，也和各藩建学校有很大区别，它教会学生开眼看世界，拓宽他们的气魄心胸，让他们不满于汲取儒家一家思想。芝兰堂称得上是日本“欧化”之始，开了日本新式学堂建立之先河。
日本最早的一批新式学堂多着重于传授西方军事科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人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学校竟瓦解了传统的教育体制，让日本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其他学科和其军事科学一起悄悄流入了日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老师的思想，象先堂和适适斋是这些新式学堂中的佼佼者，在这些民间教育机构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中，在它们全面引入西方文化之后，日本的教育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然而，这只是一种转变，并不是转型，“转变”是“转型”的基础，是一种积累过程，当“转变”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转型”。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在政府建立起全面吸纳西方文化的教育机构之后才正式开始教育体制的转型。
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领舰队逼迫日本签下“开国”的城下之盟，史称“佩里来航事件”，日本国民为之惊奇，日本政府为之一震。看着势不可挡的美国舰队大摇大摆地开入日本领土，危机感顿生的日本人立即开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救国势必要从教育入手，民强才能国强，1858年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开设洋学塾，1868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沿袭了芝兰堂的西学传统，而其以欧美自由结社为模本的办学方式则启发了后来的日本大学。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着手教育体制的改革，集中优秀师资，创办藩学所，以政府的名义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它是第一个由日本官方创办的专攻外国文化的综合性学校，也是日本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它孕育了日本近代综合性学府的雏形，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欧化”，政府亲自出马指导教育改革，以西方国家为模式，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先后实行过多种教育体制，1872年，在参考了法、德、荷、英、美等国家的学制后，文部省颁布《学制》，希望日本的教育也能像法国的一样，具有高度的划一性和强制性。1879年《学制》废除，《教育令》生效，该令以美国的教育制度为样板，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推动了日本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1886年《大学令》颁布，同时制定了《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学位令》，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日本的教育体系，这些法令被统称为《学校令》。
此外，日本政府还增设了29所高校，承认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正式完成，日本的文化结构转型也基本完成。
政府和民间教育机构的改革的双重作用让日本教育体制成功实现了转型，日本“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这要归功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对“欧化”的坚持和执着，让教育机构的现代化转型顺利完成。
明治维新的过程就是“欧化”的过程，明治时期的三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