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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3）
为了让自己的推论更加无可辩驳，福泽还特地将列强为分割中国所开的照会，在报纸上详细地描述出来。福泽非常认同照会代表的说法，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崩溃不可避免，而在中国崩溃后，亚洲世界又急需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作为主导，日本就是这一主导的不二人选。
日本在10多年中一直对欧洲强国“相助为理”，劳苦功高，这是欧洲国家的幸运。且当日的亚洲也没有哪个国家在实力上能和日本相提并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欧洲国家都会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新主人。一些列强代表还主张将台湾和福建半省交予日本管理，因为早在中国的明朝时期，日本就侵犯过福建、浙江等沿海之地，将这些地方交给日本，一定会让日本人心大快，且心满意足。
福泽希望欧洲列强的上述言论能坚定日本人侵略的信心，既然欧洲列强已承认日本是其队伍中的一员，日本就无需顾虑自己在亚洲的“事业”会遭到欧洲人的阻挠，日本离中国如此之近，对中国又如此了解，一定会成为瓜分中国的主要力量。日本已经可以大踏步地向“脱亚入欧”的目标前进了。
福泽谕吉在1875年撰写《文明论概略》时尚是一名单纯的爱国志士，他为日本的被侵略痛心疾首，以笔为器，抒写着被压迫者的愤慨。但时间仅仅过了10年，眼看着日本一天天强大起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侵略扩张的鼓吹者，其前后对侵略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10年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一瞬，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10年的光阴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19世纪末的亚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其中的各个国家都在慌乱应对比自己强盛许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侵犯，在愈发严峻的现实面前迷茫不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序言中表现出的那种深深忧虑，“人心既如此骚乱，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错综复杂的情形又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也是当时亚洲动荡境遇的最好折射。日本在被侵略的剧痛中觉醒，在被侵略的剧痛中强大，却依然无法摆脱曾经落后挨打的阴影，世界上的强国都在忙着侵略亚洲，侵略别人恰恰是证明自己强大先进的一种手段，侵略者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只要跻身到帝国主义的队伍中来，自己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福泽谕吉曾将亚洲其他国家比作“鳅”，将日本比作“鹤”，认为日本就应当用“杀鳅养鹤”的方法强大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将这场战争称作文明与野蛮之战，在他眼里，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日本战胜中国，正是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当他听说《马关条约》中，中国政府同意将台湾割给日本时，便立即着手设计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方针，很快便完成《台湾永久化的方针》，希望日本可以借侵台之机，扫除台湾土地上一切“蒙昧之蛮党”，日本应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权力，将整个台湾日本化。
日本人好学他国先进之道举世皆知，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本和封建皇权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却将天皇专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这让日本的改革成效显著，也让日本社会中的封建因素较完好地保留下来。对明治天皇影响匪浅的封建大士族们加固着中央的权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结合起来，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与日俱增，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极速膨胀。福泽谕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维新这些特点的集中反映。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统计，1878年，也就是福泽谕吉写就《通俗国权论》主张日本进行对外战争那年，日本的军费已占了国民经济收入的16％，11年后，这一数字竟接近30％。
对等级制度的尊敬和依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等级不仅对日本人适用，对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福泽谕吉对世界的看法就受这种传统的日本思想影响颇深，他认为，世界之所以存在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其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安全便利。国与国之间应该不分你我，互通有无，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国家也是所有人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交流，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将世界共有财产据为已有的自私国家，是妨碍了世界幸福的国家，而别的国家也有权力以武力撞开它的大门。福泽谕吉的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出台。
甲午战争的结局，让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中国来说，为比自己强大甚多的西方列强的大枪大炮攻破，尚在预料之中，而为曾经对自己崇拜有加，并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败，就太让人震惊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开始放眼世界，一些当朝重臣还发起了规模甚大的洋务运动，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认真之心一点不亚于日本，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于洋务运动中建造的先进船炮在日本军舰的攻击下沉没的悲惨事实。一些中国人愕然惊醒，意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制度下，即便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术，也无力摆脱落后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公车上书，和光绪皇帝一起展开维新变法，一些革命派人士也积极筹划推翻清王朝的计划。
而在海那边的日本则举国欢呼，士气大振，虽然在觊觎辽东半岛许久的俄国的干涉下，日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利益，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人对外扩张的决心。
对日本人来说，连中国这头在千百年中统领亚洲的雄狮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日本打败，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容置疑，日本有理由也有实力实践自己的野心，偏居大海一隅的日本就要走出去了，不仅要称雄亚洲，还要称霸世界。军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不可遏制地弥漫到国家各个角落，日本人心底的好战之火剧烈地燃烧起来，为这种热烈的民族情绪感染，一些思想家也“顺应时代”，肆意宣泄着自己的帝国理想。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4）
高山樗牛曾被日本人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他出生于1871年，既对日本落后挨打的状况有所体会，又目睹了日本维新后的强大。作为文学家，他的文章语言优美，细腻祥和；作为思想家他的言论大胆激烈，极端狂热。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大力宣扬爱国思想，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民”并将对外扩张作为日本人表达爱国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1897年为甲午战争大为鼓舞的高山樗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大日本协会，并以《日本主义》为宣扬思想的阵地，他认为日本应当让传统的神道教成为统摄全体国民的至高宗教，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悉数排除。
高山樗牛在3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所宣扬的日本主义却牢牢地扎在了日本土地上，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完善愈发顽强。而当时盛行在日本国内的除了日本主义外，还有国粹主义。
明治维新之时，很多日本人为欧洲国家的强盛赞叹，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较为浓厚的媚外情绪。在上流社会，人们以过西式生活为荣，纷纷脱下和服、木屐换上西装、皮鞋，首相伊藤博文还邀请了400多名宾客在鹿鸣馆大开奢侈华丽的欧式化装舞会，而日本在对西方外交时表现出的软弱姿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三宅雪岭提出了国粹主义，要求“发扬日本特有的精神，振兴日本固有秀质，以此维持国家的独立开放。”国粹主义者让日本人重新开始冷静地审视自身的特点，反思对欧洲文化的态度。
虽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和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在鼓励日本人重拾民族自信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高山樗牛看来，国粹主义者的眼界未免狭窄，目标也未免渺小，他们只关注于日本国内，只知道宣扬国粹，而没有看到日本在“广袤世界中一国的地位”，缺乏世界角度的宏伟抱负。保存国粹极其必要，但为了保存国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西洋思想就难免陷入“排外主义”的尴尬境地。
在对待日本的传统上，高山樗牛反对“唯我独尊”，认为只要是对日本有益的东西就不必在意它的出处是东是西，应摒弃所有偏见审慎取舍，相反，对那些阻碍日本前行的因素，即便出自日本自身的传统，也要毫不犹豫地丢弃。他对那些“日本主义是狭隘的排外精神”的说法嗤之以鼻，并认为日本就是世界主义，是立足天下放眼世界的公理。
生在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主义，恍若一面镜子，折射出日本人对甲午战争的复杂心态，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自高自大，尽管在日本国内也有部分思想家察觉到任这种自大情绪蔓延高涨的危险，也有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满心忧虑，但这些冷静之声都被举国的狂热情绪淹没了。年轻气盛的高山樗牛比福泽谕吉更为激进，在他眼中，日本不仅仅是“移向西洋”的文明国家、还历来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他将日本人和靠海盗起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等同起来，大力赞扬日本人的尚武传统，并将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和对外扩张的目标集合在一起。
不过初用战争证明了自己的日本，此时依然对横行亚洲的西方各国心怀顾忌，他们虽然愈发看不起亚洲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没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