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初用战争证明了自己的日本，此时依然对横行亚洲的西方各国心怀顾忌，他们虽然愈发看不起亚洲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没能放下对欧美人的恐惧。高山樗牛甚至认为欧洲人今天对周围国家的所作所为，早晚有一天也会施加到日本身上。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也是人种的竞争，白种人是不畏惧道德宗教的，他们惯常用伸张人道的旗号掩饰恶行，英国虽与日本结成同盟，可这种同盟却脆弱不堪，日本人还不能掉以轻心。
对亚洲国家自大，对欧洲国家自卑，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一种微妙心态。对达尔文主义颇有研究的，也是这一时期影响甚大的另一位学者加藤弘之的话，精妙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加藤弘之认为欧美人是上等民族，他们势不可挡，并已经占据了亚、非、澳、美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总有一天会将世界收入囊中。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便只有欧洲人这一种人种了，不过，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他们和欧洲人同属上等人，“是和欧洲人一起横行于世界，将天地万物归我所有的伙伴”。
德富苏峰则是“日本膨胀论”的领军人物，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前后时期的思想差若天渊，早期的他曾希望日本政府能从藩阀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希望日本人也能拥有像西方人那样的自由民主，但从甲午战争酝酿之时起，他就成为对外侵略的坚定支持者，并沿着侵略之路大踏步地走了下去。1943年，为表彰他对日本法西斯做出的“卓越”贡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文化勋章。当然，日本战败后，德富苏峰也被当作战犯受到了中国的指控。
虽然“膨胀”一词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但综观整个日本，论起对“膨胀”的热爱，使用“膨胀”的频繁程度，却没有一个人能与德富苏峰相比。早在甲午战争前，德富苏峰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膨胀”一词了，譬如他曾形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的良机”。并认为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可以在东洋建立国民“膨胀”的根据地，让世界了解“膨胀”的日本，让日本上升至和其他“膨胀”的国家同等的位置，并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激烈竞争。
这种个性突出的“膨胀”之说类似于福泽谕吉后期思想中的“伸张国权”，同是鼓吹侵略，“膨胀”二字又比高山樗牛“日本主义”、福泽谕吉的“文明战争”更让人印象深刻，也更具煽动性。当时的日本思想家普遍将“强兵”当作“富国”的必须手段，而所谓“强兵”，就是要侵略扩张。德富苏峰认为“膨胀”可以让日本上下更加团结，让日本国民的精神愈发振奋，而甲午战争刚好可以一改日本300多年来“收缩”的旧貌。
日本是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这让日本人大为自豪，而在这一时期，日本确实也成为亚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战场上论成败，取决于国家的强弱，而非国土面积的大小。日本人希望重塑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形象，日本的不少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重塑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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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5）
三宅雪岭等国粹派人士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光辉一面的挖掘，希望日本人不要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大妄自菲薄，而是注意到自己文化中的财富，为自己自豪。德富苏峰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这些日本传统文化束缚住日本前进的步伐，日本若要成为“膨胀的国民”、“伟大的国民”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文化抛弃，全盘西化。既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汲取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一个人若想得到他人的承认，首先就要承认自己，一个人若想自信地矗立在他人面前，首先要拥有自信。国家也是如此，一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是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的。国粹派担心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否定会挫伤日本人的自尊，让日本人愈发自卑，而国粹是日本人重要的力量来源，要重塑日本的国民精神，首先就要弘扬国粹，用日本的传统文化滋养日本人。
国粹派人士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向日本人展现了一个美丽异常的日本，让很多正为西方文化惊叹的日本人蓦然发现自己曾一度忽视的本民族之美。但也正如德富苏峰的支持者们所说，美丽的风景对残酷的国际形势无能为力，日本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靠美丽的风景而生。
相比国力的强大，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似乎更加艰难，白人的态度依然傲慢，西方国家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也依然生效，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古代的武士们可以为了一句辱骂的话拔刀相向，捍卫自己的尊严，可近代的日本人却要忍受西方列强的轻慢。郁积于胸自然要发之于外，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日本如此高傲，是因为它们将日本和亚洲其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等而视之，若日本再不做出什么举动扭转西方国家的这种错误看法，那么亚洲他国的遭遇总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日本身上。
日本没有办法用武力纠正西方国家的“错误”，转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原因归咎到中国和朝鲜身上，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对日本做出不义之举，日本还是称二者为自己的“恶邻”，福泽谕吉甚至明确表示，政府应该立即和这些“恶邻”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德富苏峰对此大为赞同，并认为对这些“恶邻”动武，则刚好可以体现“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德富苏峰曾说：“如果我国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西方国家）的误解便可迎刃而解，我国的真实形象、人民的特征就都能像迷雾散尽后的晴空、清朗的山色那般清晰分明。”德富苏峰把重整日本国际形象，让日本彻底挣脱被侵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甲午战争上。
甲午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这让德富苏峰兴高采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让日本扬眉吐气，“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等词接连出现在他的文中，而这些都不能表现他的喜悦心情，日本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实力。德富苏峰内心深处的日本无限放大，急剧“膨胀”，而在德富苏峰眼中，此时这个战胜了的日本完全无愧于这种“膨胀”了的形象。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达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否则就不会在战争胜利后屈从于俄国，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是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德富苏峰没有料到的。但德富苏峰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番言论却反映出其作为思想家的眼光的长远，在辽东半岛的经历让他感触颇多，他认为“商权”是比武力更能推进日本“膨胀”的手段，19世纪后半叶的战争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一种，正如人们总用战争形容商业一样。他希望辽东半岛能成为日本商权的延伸地。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向西方列强发动的种种战争一样，都以商业为目标，中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宝地。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不长，但一直为领土狭小苦恼的日本人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意识到，中国对其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今天不同，在充满了硝烟和战火的19世纪，开拓海外市场几乎和侵略战争是同义词。既然弱小的国家无力抵抗，强大的国家便也无所谓公义道德，可以堂而皇之地挥舞着长枪短炮，损人利己。德富苏峰用“文明”的外衣，包裹起侵略的实质，让甲午战争看起来格外“神圣”，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将中国划入“野蛮社会”的范畴，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就是让中国得沐“文明的恩光”。在他看来此刻的日本和传奇一般的古罗马帝国没什么不同，古罗马帝国影响了地中海诸国，日本也将履行在东亚和南太平洋播撒“文明”之光的义务。因为日本人是这一地区唯一一个具有政治组织能力的国民，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大日本的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膨胀”。
甲午战争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无论是德富苏峰、高山樗牛，还是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都自觉地接受并吸纳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策略——列强间为伙伴，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权益。日本人在惊惶间被武力轰开了国门，举目望国际形势，却只见侵略与被侵略，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摆在日本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侵略他国，要么被他国侵略，而“脱亚入欧”似乎也成了必须之道。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更加坚定了侵略以强国的路线，在此后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态不断“膨胀”，为无数人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像一个吹过了头的气球那样，轰然破灭。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的种种理论很多都能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思想家这里找到渊源，这些思想家们预见到，并也一度看到成功的“膨胀”，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料到“膨胀”破灭的结局。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1）
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充分了解了西方社会的实力和权力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国家凭“实力”说话的现实。“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模式给德富苏峰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回国后不久，德富苏峰在权力的引诱下放弃了“道理”，走向了依附“权力”之路。
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错综繁复使文化转型也变得步履维艰。
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力。从人格角度出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