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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的变化，和他对日本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有关，也和他在“自我认同”方面出现的思想危机有关。一个人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在追寻自我、认知自我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我认同危机。德富苏峰发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时代，日本受到西方影响，主张全面欧化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德富苏峰产生危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自我认同”扩大到整个国家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国家的认同就是追问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日本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都会影响到个人的认同观。德富苏峰思想的变化，就是“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
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将社会推向危险的不利因素。德富苏峰在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先进方面的同时，也吸收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思想因素，即经济上对外侵略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一般说来，思想变异的合理性占很大一方面，如果它是思想家思想变化的主流，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当思想变异的非合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极有可能把社会引向歧途，思想家的人格则表现为断裂的特征。
德富苏峰的早期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在加入熊本洋学校之后，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实现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异。在第一次的思想变异中，德富苏峰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些思想中保守和反动的因素。因此，他的第二次思想变异就在第一次的反动思想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了。
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是以他提出的“平民主义”和“平民社会”为标志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主张的“生产社会，和平社会”的社会秩序，变成了“武备社会、暴力社会”的社会秩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完全违背了斯宾塞的理论，在斯宾塞看来，武备社会是社会形式中比较低级的，而且其最终会被文明的生产社会和继续向文明社会前进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而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由生产社会转向提倡武备社会无疑是社会的倒退，因此他的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保守、后退倾向。
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对国际社会实力的重新认识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成为其思想变异的基础，出游欧美的真实感受促使他提出“弱肉强食”的文明论，成为其思想变异的最初表现。德富苏峰由极力提倡“平民主义”到主张对外扩张的转变是其思想变异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异也是受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主张自由贸易及和平，但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又不否认经济上的对外侵略，为德富苏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提倡“随意结合”、“等价交换”的文明论和“利我利他”的国际调和秩序观，但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的文明论和国际秩序观已经发生了转变，德富苏峰1890年发表的《日本人种的故乡》就表明他的思想有变异的趋势。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时机还未成熟，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人口数量上，争取以数量上的优势来扩张领土。这就是德富苏峰“日本膨胀论”的思想基础，同样也是其思想变异的结果。
他还支持日本对清政府开战，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开化落后、传播文明”的正义行为，将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以此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在《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阐述了“弱肉强食”理论，认为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无理的也必将征服弱势，要想实行“道理”就必须有实行的实力，并表明自己归于“权力”的立场。德富苏峰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同时，他还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引入自己的文明论中，主张领土扩张和军备扩张。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5）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出“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论调之后，德富苏峰开始回归儒学，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表现。1898年，德富苏峰发表了《读论语》，在对《论语》进行透彻的分析后，他认为孔子多次提及的“礼”就是社会秩序的代称，由此可以看出德富苏峰试图从传统儒学中寻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对“忠君爱国”、“皇室中心论”、“家族”等概念进行了再分析。德富苏峰的做法是典型的对传统思想的恶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其人格的断裂。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开始彻底批判西方先进思想，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体现。“思想中毒”的观点也是德富苏峰在重新认识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中，对曾经让他受益匪浅的曼彻斯特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曼彻斯特思想的形成背景决定了其思想的性质，在英国人的常识和英国国情下产生的曼彻斯特思想如果应用于社会背景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国家实力不同的日本，很可能会使处于民族自觉过程中的日本国民再度沉睡，以致阻碍日本的发展。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如果扩展就变成世界同胞主义，缩小就会变成个人独尊主义，是十分不适应日本的国情的，日本也应该有适应自己国情的思想主张。
德富苏峰对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吸收称为“思想的中毒”。德富苏峰之所以提出“思想中毒”的说法是因为他看到大正时期的青年对明治初期引进的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还在积极地吸收，并将大正青年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淡薄归结为是受明治时期“思想中毒”的影响。他将此比喻成父母的因果报应落在了子女的身上，德富苏峰这一时期的思想与青年时代主张的“纯粹泰西主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德富苏峰还分析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国情，他认为，日本国民目前正处于思想意识的自觉阶段，自己应该担任唤醒民众自觉心的主要职责。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给日本民众思想界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思想界一度出现混乱的状况，甚至毒害了大正时期的青年们。这种思想混乱直接导致了国民思想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他认为大正时期的青年们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必须唤醒青年的自觉心，就成了德富苏峰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德富苏峰从一个“纯粹泰西主义”者转变为彻底批判“泰西主义”，并将国民吸收“泰西主义”的行为视为“思想中毒”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外来思想要想在陌生环境里存在、扎根是十分困难的，成为主流思想更是难上加难。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外来思想乘机涌入，任何一种外来思想都需要经历质疑、研究、接纳、学习、发扬的过程，但是能最终走向发扬这一步的是少之又少，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精神层面的文化转型的艰巨性。旧的信仰已经消失，新的信仰还未建立，在旧观念没有破除，新观念没有生成的情况下，外来思想的涌入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思想或信仰上的归属，对外来思想的狂热崇拜也源于此。但是当外来的思想在短时期内无法整合混乱的思想界，甚至成为思想界更加混乱的原因的时候，回归传统思想的现象就开始出现。
但是回归传统思想往往都是建立在对外来思想的批判基础上的，即使外来思想是先进的，也难以抵挡人们向传统思想的回归。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国民对欧美进步思想的吸收是“思想中毒”，就是其回归传统思想、诋毁进步思想的表现，也体现了德富苏峰思想上的保守和落后性。在社会转型期，“苏峰类”知识分子的存在并非少数，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以防思想界出现保守和倒退。
德富苏峰还将“功利的个人主义”看成是导致思想界混乱的思想因素之一，因此他对“功利的个人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欧美的“功利的个人主义”就是“浅薄的功利主义”，把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吸收说成是中了功利主义的毒，把“利己主义”看成是宗教的一种，并称其为“利己宗”，进而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引自欧美的利己主义很有可能演变成全民的拜金主义，导致国民不再“忠君爱国”。他还认为明治时期引进的“浅薄的功利主义”就是明治社会的病根，因为在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即使没有引进新的思想，也会出现思想界的混乱，但是引进了新的思想也并不一定会拯救混乱的思想界，很有可能使思想界更加混乱，导致日本国民忘掉自己的本分。可见德富苏峰认为新思想的流入并不是造成思想界出现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新思想是思想混乱的“助长剂”。在德富苏峰以为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思想中毒”状态时，就必须要和自己以前主张的思想划分界限，由此他脱离了欧美思想，曾经吸收过的先进思想也随之被割离。
1896—1897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标志着青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