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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是国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基础，若日本的政治结构不发生变化，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推行，因此，北一辉要求在改造进行前，必须重新调整国家的政治结构，天皇要昭告天下停宪3年，再将上下两院解散，宣布全国戒严。天皇是改革的主要力量，天皇的权威必须进一步加强，在北一辉笔下，天皇是“国民之总代表”、“国家的支柱”，执掌大权的枢密院应该被废除，枢密官也都要被罢免，他们的职能应由顾问院承担。
天皇和日本的国体密不可分，北一辉的天皇思想和他的“国体论”思想遥相呼应，他曾将日本“国体”的演变发展分划成三个阶段，他对天皇地位变化的规划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天皇在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第一阶段，天皇在名义上统治着人民，控制着国家的土地，即所谓的“由藤原氏至平氏的过渡期的专制君主国时代”；第二阶段的天皇在地位上类似于“罗马教皇”，即“由源氏到德川氏的贵族国时代”；第三阶段的天皇才是真正的实权派，国家土地和人民的实际拥有者、控制者，是国家政治的中心，是现代民主国的总代表。北一辉将第三阶段称为“民主国时代”，并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由此，他指出时代变了，天皇的地位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国民的天皇”应该取代“天皇的国民”。
在政治改革中，北一辉不单对国体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天皇作为国家改造的执行者，还对内阁制度提出了改进方案。首先将皇室的财产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分配皇室经费；其次是净化内阁成员，完善内阁组成，不允许军阀、吏阀、财阀、党阀参与到内阁当中，保证天皇权利不会被削弱；然后改革选举制度，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只有25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公民才可以成为议员。为了体现选举的平等，符合条件的日本男性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同时女性公民也有参政权。这是北一辉在政治改革中体现出的进步的思想。此外，他希望有专门的机构对众议院进行监督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审议院，并认为日本应该在建立审议院的同时废除贵族院，废除天皇和国民之间的障碍——华族制度以及那些限制国民精神的相关法律。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是军事的后盾，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构筑起坚固的国防屏障，才能实现对外扩张。北一辉的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大资本国家的统一”，即限制私有财产，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国家统一管理。为了达到高度统一，北一辉主张不论是土地还是资产，都要由国家进行严格的监控限制。日本国民所拥有的财产不能超过300万日元，超出的部分应全部上缴给国家。同理，任何一个国民拥有的土地都不能超过时价3万元，任何一个私人生产者所拥有的生产规模必须在10000万日元之内，超出的部分无论是土地还是财物都要收归国有。在地方上，由乡军人团负责调查监控个人财产信息。
北一辉之所以会有这种“大资本国家统一”的思想，主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私有至上的思想的双重影响。北一辉认为在工业现代化道路上，日本迫切需要走托拉斯和卡特尔工业道路，即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此，他提出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调整生产结构，新建银行部、航海部、矿业部、农业部、工业部、商业部、铁道部等7个部门，以方便国家掌控经济。北一辉的经济改造的思想基础实际上就是国家战时统制经济的理念。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造上，北一辉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要求保障劳动者权益，建议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及节假日实行带薪休息制，并禁止15周岁以下的幼童劳动，认为妇女在劳动上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外，北一辉还特别提出要保护国民的受教育权，要求政府强制规定所有5周岁至15周岁的男女一同接受教育，提高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同时，学校还应该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和免费午餐，以便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享受教育。而为了扬日本国威，他主张废除英语教育，要求学校将世界语作为学生的第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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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2）
受西方人权理论影响，北一辉明确提出要保护日本国民的人权，国家在限制国民私有财产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并对那些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予以物质上的奖励，例如在养老金上予以额外照顾。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思想家在畅谈政治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军事，北一辉也不例外。国土狭小是日本人的心病，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北一辉把对外扩张当作军事改造的重要内容，他觊觎着朝鲜的领土，妄图将其变成北海道的兄弟“西海道”，他又计划着把中国台湾变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并野心勃勃地策划着如何逐步吞并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等地，把蚕食他国当成显示本国力量的手段。北一辉非常清楚，日本要扩张，就要拥有所向披靡的军队，于是提议改造日本的军事体制，完善征兵制，认为国家应该将当前实行的征兵制永远地维持下去，不断地为军队输送新鲜血液，以便更好地争取国际生存权，加快发展。
让日本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大日本帝国”是北一辉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世界是个大政府，日本无疑要成为这个大政府的领导者。北一辉坚信日本有对外扩张的权力，国家不仅应该为保护本民族的权力开战，还要为那些正饱受强族欺凌的其他民族开战，那些“不法占有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的国家”都是日本征讨的对象。这样一来，将中国和印度划分到日本的势力之内的军事扩张的性质，就从侵略变成了正义，是为了维护印度的独立，保全中国的领土，而对西伯利亚和远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战争也成了理所当然。在北一辉眼里，战争是实现和平的必须手段。他的这番理论自然赢得了下定决心走侵略路线的日本政府的好感，并在后来成为日本军部法西斯的指导思想。
论述完国家改造计划，就要思考改造的途径了。北一辉认为，没有比“武装政变”更有效、更迅捷的改造手段，日本的改造需要国家元首和全体国民同心同德，武装政变可以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意志，凝聚集体的力量实现改造。
北一辉的改造计划确有不少进步之处，比如废除华族制度，在日本推进###，保护劳动者，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国民的自由……但是，有好的理念未必会有好的结果，能否如愿以偿地实现改造，关键要看改造手段，手段运用不当，往往适得其反，给国家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今天看来，北一辉的改造手段显然称不上合理。
改造计划的很多内容都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出发点，但改造在进行过程中却又有意将百姓排除在外，天皇和青年军官承接了整个国家的改造任务，在国家中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改造，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这决定了改革最终只会向有利于改革实施者的方向进行。日本后来的境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改造让日本像绽放开来的火花一样，在一瞬间格外绚烂，因改造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法西斯势力让日本一度不可一世，在世界横行霸道，比曾经欺辱过它的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的另一位思想家森岛通夫评价说，但凡依靠平民力量革命的国家，革命之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政府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一个由军队主导革命的国家，在革命后则多不免成为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因为，战争是军人的舞台，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家中的绝对威信，军人需要战争，以便让全体人民都投身于战争中接受自己的统领。
然而，分析北一辉的思想，其选择军人为推进国家改造的骨干却也是必然。北一辉向来提倡“超国家主义”，为了日本一国之利益，可以无视侵犯他国的利益，而他的国家改造方案也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比如大力呼吁“为了获取澳洲及西伯利亚向其所有者开战”。
日本人的性格中本来就有极端的一面，20世纪在20年代格外盛行的“超国家主义”更是将这种极端发挥到极致。和明治时代积极学习西学的社会氛围截然相反，当时的一些日本学者在颂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想不屑一顾，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大力抨击。日益壮大的右翼团体在制造恐怖事件的手法越来越娴熟，其气焰也日益嚣张，几乎整个国家都淹没在民族之上主义、世界政府主义的呼声中。
虽然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进入为日本带来了几缕清新空气，引起了如北一辉等不少思想家的注意，其中的不少理念也被他们接受采纳，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这个举目便见强国欺凌弱国的时代对人的影响更大。北一辉便是如此，与其说他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不如说他用该学说的某些内容充实自己的“超国家主义”。而尽管他经常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从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初，日本出现过不少因精神痛苦绝望自杀的人，1906年北一辉特地写作《自杀与暗杀》一文，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他不赞同自杀，更倾向于“革命的暗杀”，并因此文赢得了如“血盟团”等惯常采用暗杀手段达到目的的右翼团体的信赖。《国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