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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超国家主义”的国家改造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天皇机关说”，他没有像从前的学者那样单纯地将天皇看作一个统治者，而在探讨天皇是否名副其实的窠臼中打转，他把天皇当成拥有至高权利的国家机关，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天皇就可以尽可能地行使职权，而强调“万世一系的皇室就是日本不变的国体”，只会让天皇重新沦为国家的傀儡。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扩展着“天皇机关说”的范围，延伸着“国家”的概念，想象着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而要让整个世界都听从日本一国的命令，日本就要以“正义之师”的名义，用武力让其他国家臣服，要“积极地对外开战”。有“超国家主义”思想做纲，北一辉的国家改造必将让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是北一辉“超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物，也是20世纪前叶国际社会大动荡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原本齐头并进的西方列强间的差距，有的国家因战争穷困潦倒，有的国家因战争萎靡不振，有的国家则大发了一笔战争财，欧洲人的大混战，让一直担心重蹈中国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有了宝贵的发展契机，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甚至出现了垄断组织，开始大踏步地向垄断资本主义迈进。北一辉国家改造方案提出之时，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都如火如荼，日本国内也正进行着###运动，尽管少有人像他一般提出具体的“改造、解放”方案，但要求“改造国家”的大小社团却拔地而起，北一辉也和大川周明等人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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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3）
日本社会必须改造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的强大和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让以“超国家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列宁思想充实起来的国家改造方案很快便深入人心。《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1923年时被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青年将校会还称该书为日本的“圣经”，对北一辉推崇的“超国家主义”更是顶礼膜拜，将其作为“全体精神统一律”。
后世的学者曾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在日本如此风靡以及北一辉的改造大纲大受欢迎的原因。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动荡不安的19世纪末写下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书中着重探讨的“群体心理学”很适合解释上述问题。
勒庞认为，19世纪是酝酿着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思想、信仰都不由自主地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的思维结构也在这种冲击下发生转变。在瞬息万变的残酷现实前，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抛弃自己的信仰，却不知这些信仰，包括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恰恰是人类文明诸要素植根的土壤。而在这些旧信念崩塌的同时，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催生了许多新的思想。一战爆发了，隐含着多种矛盾的大正时代，让保守的日本人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型。
心理学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一群人会突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些新特点甚至是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曾具备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不约而同地转向一致，并自觉消除掉自己的个性，生成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反过来统摄了群体中人，成为他们行动的支配者。大正时期一时兴起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可以看作某种“心理群体”。
群体的力量总能让人出乎意料，北一辉的“犹存会”和“超国家主义”，主导了日本二战前的社会体制的建立。
正如之前所说，超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多倾向用恐怖手段改造国家，北一辉就极力推崇暗杀和武装政变。而政治意义的暗杀和武装政变本来就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都需要集合集体的力量。勒庞曾说，群体是冲动的，易变的，急躁的。一个人作恶尚且会顾忌社会道德和他人的评价，很多人一起作恶就无所谓道德良知，甚至社会机制也无力约束，中国曾有句古话——“法不责众”，可见“众”力之大，连疏而不漏的法都无力追究。
人性是集合了善恶的矛盾体。勒庞曾感慨，一个人很容易抵制恶的诱惑，但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就会成为他力量的源泉，一旦他产生了犯恶的念头，这种念头就会无所顾忌地滋长，直到左右了他的行为，让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残暴，摧毁所有阻碍他宣泄恶行的事物。
群体中的人，很容易忘记作为个体的自己，淡漠了个人的利益、目标。大正末年，为“超国家主义”感染的青年将校们，制造了多起恐怖暗杀事件，他们冲动激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为焦躁的群体心理驱使。如果将他们割裂开，将“青年将校”这一群体瓦解，让其中的成员重新变成一个个“个体”，他们未必会肆意妄为。
这些青年将校，就是北一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武装政变”的主力。从1922年开始，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完成后的第三年，这些青年将校就开始热情饱满地在暗地里研究“国家改造”了，他们竞相传阅北一辉的作品，将北一辉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北一辉的主要理论也很快成为他们的“群体心理”。勒庞指出，不管是政治、神学，还是某种社会信念，若想其为群众接受，就必须用排除了危险的宗教形式。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和宗教运动格外相像，青年将校对国家改造方案的狂热，又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偏执一般无二。
此外，一种思想若要成为某个群体的“统一精神”，就必须有和这个群体相契合的地方，2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生机盎然的绝非“超国家主义”一种思想，青年将校选择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不出于偶然。
青年将校在为“超国家主义”影响之前，就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的成员多出自社会中间阶层，例如小工商业者、小官吏、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在校学生，他们无需像下层百姓那样终日为生计操劳，有充裕的时间讨论政事，他们的背景相似，观点相近，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他们是军人，有一定的社会优越感，尽管暂时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但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也让他们有落入社会底层，衣食无着的危险。他们不想坐以待毙，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刚好这时，日本国内出现了“改造、解放”的潮流，北一辉提出了系统化的“改造方案”。他将改造的希望寄托在军人身上，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将校们也从北一辉的改造方案中看到了希望，北一辉赋予他们重建日本的重任，让他们有机会主导日本的未来。于是北一辉成了国家改造的精神领袖，青年将校们成了国家改造的实际推行者，北一辉和青年将校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领袖与群体的关系，北一辉的思想是青年将校信念的核心，青年将校又将北一辉的理想变作现实。
1936年2月26日，在北一辉思想的鼓舞下，青年将校发动兵变，他们在东京起事，杀了内阁大臣，占领了陆军省，并一度控制了国会和警视厅，极力要求陆军首脑进行国家改造，让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3天之后，陆军首脑下令镇压兵变，不久北一辉和起事军官一同被捕。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被日本军部下令处死。然而，思想往往比人活得更长久，历史的因缘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军部因痛恨北一辉的思想而杀害了他，不久之后却又不得不将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正如那群让他们痛恨的青年将校一样。而青年将校们要求的法西斯式统治，也在日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