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上，岩仓具视对以往幕府的败笔做了一一陈述，他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要“辞官纳地”，岩仓具视的意见得到了萨摩和艺州藩主的支持。而此时的西乡则正率领兵士在会场四周严阵以待，以施加压力。于是，会议最终做出了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并宣布“王政复古”、实行新政的“大号令”。这次的宫廷政变之后，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政权宣告成立，日本帝国在1868年开始正式建立。
一直企图用韬晦之计的德川庆喜在宫廷政变后，于1月8日和13日，在大阪推翻了《王政复古大号令》。紧接着在1月27日，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的5000人，和前来反扑的幕府军的万人，在京都南部的鸟羽、伏见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逃到了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政府军此时大举东征，逼迫德川庆喜在5月3日交出江户城。政府军在11月上旬时，平定了东北地区诸藩的叛乱；1869年春天，开始出征北海道；6月27日攻下了幕府军队的残余势力所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五郭，至此戊辰战争结束，幕府军最终以失败告终。
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6月11日，公布了《政体书》，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把“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照这个原则，天皇政权实行了首次的“太政官制”。在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名为东京。10月23日，把年号改为“明治”，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迁都东京。
从此之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就是变革的意思，其实就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明治天皇在1869年7月25日，下诏接受各藩奉还领地和户籍，以前的藩主也不再沿用旧称，而新称为藩知事，或统称为“华族”，而一般的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开始实行，旧藩主藩知事的职务被解除，近代府县制度开始建立，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也被取消，全国的行政区被重新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
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在确立并巩固了以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后，就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日本资本主义化。锐意改革是明治政府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上，地税改革是最值一提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帝国政府在宣布地税改革之前，就国内的具体情况，就采用了一系列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那些措施对扩大种植作物品种的数量，使土地买卖领域流畅、鼓励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873年7月28日，《地税改革条例》得以颁布，该条例中明确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且拥有土地所有权者。
从某种程度来说，当时的地税改革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使日本近代的土地税制度得以确立，从法定意义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中所涉及的废除各种封建限制，也使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促进和发展，为日本农业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政府也得到了稳定的财政来源。
日本帝国政府为了在日本建立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还制订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制度“殖产兴业”。这是一项希望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的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方针。
当然，要推行这项制度，首先就要解决资金的问题。日本帝国政府从之前已经进行的地税改革中所获取的巨额土地税收入则正好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货币金融政策，大量发行纸币，之后又提高了税率、增收了新税；日本政府采取的金融紧缩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人民进行了双重的剥削，他们还用发行公债的方法，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对外，日本则是将之前在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照搬在邻国身上，他们也通过向亚洲一些近邻的国家，实行侵略掠夺，来获取本国扩展经济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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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3）
资金不成问题，“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进也就稳步前进。在实行“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由国家的资本带头，日本创办了官营企业、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很快，日本进入到“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在1880年之后，日本颁布了《处理官营企业条例》，这一次主要是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
“殖产兴业”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是，废除各地的关卡，培养和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发展航空、铁路、邮政、通信等等近代的交通事业。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并对其进行改造和扩充，以便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创办各种被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原有的工具和技术进行必要的改造，注意创办民品工业。使用保护、奖励等一些方式，鼓励优秀新产品的发明和创造，举办一些交流经验的会议，推广新的科学技术。
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的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让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同时还要扶植和保护私人的资本，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把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等一些特殊的部门之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一些特权大资本家。
奖励国产，鼓励国货的出口。帝国政府自从80年代开始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引进要根据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广聘了外国各行各业的专家，注意人才的引进。随着本国人才的逐渐成长，慢慢减少并停止了这种人才的引进，而是派遣留学生出国，这样做十分实用实惠，避免了盲目性。
日本的经济在“殖产兴业”政策的影响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日本于1886年到1890年之间，出现了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这个热潮几乎蔓延到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异常迅速。到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时期，日本已经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产业革命开始之后，外贸也开始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而且都以出超为主。
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政策则是“文明开化”，这个政策涉及的主要是教育改革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帝国政府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整顿了旧的教育机构。在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了全国教育改革的事务。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教育是改变日本人、改造日本社会的资本。
最初，日本划分了学区，设立了大、中、小学以及各类的专业学校，教学的内容也焕然一新，还制订了关于留学生的规则和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等。之后，教育改革的步伐在1879年时又迈出了第二步，就是制定了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把小学的设置和管理权，下放到了地方，学制进行了缩短，教学的内容变得简单化。
翌年《教育令》再次被修改，这次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大大地提高，1883年达到了51％。内阁制在1885年实行，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在他任职期间，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个阶段。他先后主持、制定和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等，一系列的教育法令推行之后，基本上就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制度，教育普及率和中学、大学都有了非常迅速地发展，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的帝国政府也没有忘记要加强和巩固近代的天皇制统治思想教育，尤其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的帮助下，以元田的名义拟就并发表了《教育大旨》，这显然就是要左右日本的教育改革，使之在有利加强皇权威望的原则下改革。
比如在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中，就进一步确立了忠于天皇、“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为了加强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开始对普通人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制人民去信仰，并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这些行为给近代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恶果，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文明开化”的推行，也是日本帝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所注重的一方面。这是日本帝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世界接轨，尤其是多接触西方潮流的一项举措。这一举措，是希望改变日本社会一直延续的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鼓励国人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进行“欧化”运动，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像在《断发脱刀令》发布时，就采用了阳历布告，把阴历改成了阳历，例如1872年12月3日就改为了阳历1873年的元旦，还把一昼夜12个时辰改为了24小时。
另外像一些推广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在一些城市中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