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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一本值得收藏的书（2）
张宏杰是研究帝王的性情，希望他在以后的写作和研究当中，也不要放弃了他自己的性情。
刘苏里：历史写作的意义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 刘苏里
历史写作在最近的30年出现了很多作家、作品，而且有几个高潮，首先应该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到吴思又是一个高潮，李亚平先生的作品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里程碑。张宏杰的作品能不能成为里程碑，我不敢说。
我把这些作品定义为历史写作，显然要区别与我们一般的历史性学术著作和演义性的著作。近两年这类作品风起云涌，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可以看出几种脉络，一种是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还有一种政治式的解读。我看了张宏杰的作品，我感觉读出了一点历史哲学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因为在众多作品当中，张宏杰的作品，它的文学品质最高。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别人会怀疑你对历史的解读，特别是在掌握史料、运用史料、解读史料等方面，可靠性到底有多大。
第二方面，关于这类书的读者群，我试图纠正大部分人的说法，就是类似大众阅读这样的说法，其实这样的书大众是不会看的，也根本不是写给大众看的。我创作过一个词汇，就是知识大众，他们基本的一个共同点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为什么我强调一下它的读书对象，因为只有再浅显的作品才能到达大众的层面，真正的大众看的是热闹。所以，历史写作者要注意到他的读者群可能是什么样的，应该在意义上，在选材上，包括你的叙述方式上，都要有一种面对读者群的考虑。
第三方面，这类历史书为什么这么多？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娱乐的解释，也有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包括编织我们的记忆等等各种说法。实际上在我看来，是因为当我们的生活走到了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还需要更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历史写作，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最后的归结，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编织起对历史的记忆，引导我们找寻未来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从现在往后该怎么走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很推崇和感谢最近30年以来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的这些作家们。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自序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２００５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专制”，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专制”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史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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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1）
刚刚上台的时候，王莽绝没有想到做皇帝。他确实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能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从哪来的？”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了，“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今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姑姑王政君虽然已经被立为皇后，但因为不受宠，所以王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描写王氏一家的熏天气焰时说：自此时起，朝廷要官都出自王家门下。王氏一族，穷奢极侈，各路官员贿送的奇珍异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兴土木，楼阁连属弥望，假山高台，凌驾于长安城除皇宫外所有建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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