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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力量空前壮大，原来的四旗机构臃肿，必须予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将四旗改为八旗，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部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作为女真部落的大酋长，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儿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小的部落组织塔坦，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大功能，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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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奈何江山唱晚（50）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神宗派遣守备肖伯芝赴辽东。肖伯芝此行作威作福，一方面摆足排场强令努尔哈赤跪拜，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三言两语化解掉边关的危机。这种迂腐的做法直接暴露了明朝官僚的虚伪、怯懦，对此努尔哈赤自然心生厌恶，毫不犹豫就把这位肖大人顶了回去。肖伯芝事件之后，明朝政府更加注意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但短浅的目光让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以为单凭高压政策就可以解决边境的问题，于是进一步压缩女真人的土地，并收缴其粮食，断绝其经济来源，这也直接加重了女真人集体性的反叛心理。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的复兴和继续，史称“后金”。这也象征着女真民族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重新开始了同代表汉族政权的明帝国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女真民族最后一个分裂势力，彻底完成了本民族的统一。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讨大明：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彻底地否定了明朝政府延续百年的边疆政策，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廷分化瓦解女真各部，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女真军民之间激起了极热烈的战斗氛围。为此三军将士奋勇冲杀，很快便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处，掠人畜三十万，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获战马九千匹、甲胄七千副。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再次征明，又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十一个屯堡。七月，攻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堡。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且侦知明廷将派大批军队增援辽东战场，于是在九月便主动撤退。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朝使臣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了三项罢兵的条件：
（1）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大恨”，承认金政权的存在，允许他自立为王。
（2）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照旧给予。
（3）赔付绸缎三千匹、黄金三百、白银三千。
对于努尔哈赤的狮子大开口，明政府大为恼怒。虽然“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关局势已经一塌糊涂，但帝国的中央决策层还是决定调兵遣将，企图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他们的眼里，努尔哈赤虽然羽翼渐丰，但实际上不过是边境上一小股凶顽，虽然让人恼怒、担心，但剿灭他们依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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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奈何江山唱晚（51）
二 和朝廷第一次正面对决
萨尔浒大战和熊廷弼之死
在明朝与后金的对抗过程中，萨尔浒之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光是后金军队与明朝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作战，也直接体现了双方军队的作战能力。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军队战术得当，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这一仗堪称我国军事历史上的典范之战，直接奠定了辽东的局势。自此之后，在辽东的战场上，明政府再也没有获得过进攻主动权，不论是谁领兵镇守，即便是后来的袁崇焕，也没能改变明政府军疲于防守的现实。
与萨尔浒之战同样可以计入史册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是一位与袁崇焕有着相似命运的将领，同样是文官出身，同样心怀一颗报国心，同样两上两下，同样没有落下一个好的下场。
他唯一比袁崇焕幸运的竟然仅仅是死得痛快了些，他的结局是被割了头颅、传首九边。
明帝国，至此休矣。
（一）萨尔浒在哭泣
万历四十六年，明政府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经略辽东，奉旨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意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的金政权。然而杨镐到任之后发现，由于多年来辽东边防始终处于消极状态、军力羸弱，因此每遇战事，士卒便不敢迎战，毫无战斗力。于是，无奈之下杨镐只好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八万余兵丁到辽东，又征用朝鲜王国兵将万余人，集结于辽阳、沈阳，以期捣平后金，“以雪败亡之耻”。
从明帝国的这次战争准备来看，军队数量上虽然有保障，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士兵的来源。由于杨镐抽调的军队很多来自于南方，而二月份的辽东正是冰天雪地，寒冷的季节对于南方战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另外朝鲜军队的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但是由于作战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出于对天朝军队的强大自信，此次明军的作战目的非常明确：“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女真的有生力量，进而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在辽阳地区集合征辽将领、召开军事会议，誓师讨伐努尔哈赤。在这次会议中，明朝军方议定兵分四路：西路为主力部队，从抚顺出发，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