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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等待下狱的时候，给老友司马迁写了一封信，明里说要司马迁“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其实是求司马迁向汉武帝进言，搭救自己。司马迁考虑良久，给已经下狱的任安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被誉为古代书信体压卷之作的《报任安书》。
在这封回信中，司马迁表明了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伤心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辱及先人更丑陋的了，而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了。因此，“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辍字校擞菏仔琶迹哿惺欠牵灰嗲岢ⅲ叩笔乐啃埃∴岛酰∴岛酰∪缙停泻窝栽眨∩泻窝栽眨 薄裉煳乙丫硖宀屑玻傥ǔィ奚碛谟孤档土诱咧校椿挂菏籽锩迹朗锹鄯牵皇乔崾映ⅲ呷璧笔乐柯穑“Γ“Γ∠裎艺庋娜耍褂惺裁纯伤档哪兀�
接着，司马迁用一大段篇幅说明了自己遭受宫刑的悲惨遭遇，并解释了自己被判死刑，何以自求宫刑以免一死的原因：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我之所以隐忍苟活，甘愿入于粪土之中而在所不辞的原因，是以私心还有未了之事为恨，怕死后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为耻啊。我不自量力，近年来自托于无能的文辞之中，网罗天下散佚的旧闻，考订前人的行事，考察他们成败兴衰之理，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也想借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刚草创，还未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这本书还没有完成，因此即使受极刑也没有流露出怨恨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藏之名山，传给能承继它的人，在通邑大都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受到的屈辱，即使被戮一万次，哪里还会后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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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蚕室里的花朵（2）
《报任安书》就结束于这种志存高远，委婉曲折又壮怀激烈的自辩之中。司马迁的身世，由他自己娓娓道来，真是具备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按汉律，判处死刑的人可以自求宫刑以自赎，司马迁正是为了写作《史记》而选择宫刑的。在中国古代的“五刑”中，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五刑”即墨（刺刻面额，染以黑色），劓（割鼻），劊ǘ献悖ㄑ烁詈陀谋眨蟊伲ㄕ妒祝９逃殖撇鲜摇⒏獭Ｑ帐攀鸵逦骸胺惭险哂湮略绯桑饰鲜遥蠡鹨灾弥６赂桃嘤兄蟹缰迹肴朊苁遥说靡匀蚝粑鲜叶！笔芄讨笕菀字蟹缍溃枰谙癫鲜乙谎屡拿苁依镅耍纯谟虾蠓侥艹隼础２鲜遥飧鲇叛爬寺拿郑幢挥美窗仓酶崭毡谎烁畹姆溉恕９套畛跏怯美闯头Ｒ业哪信模澳信灰砸褰徽撸湫坦保ā渡惺榇蟠罚罄垂痰某头６韵蟊蝗我饫┐螅敝脸晌攵匀魏稳巳魏问碌男谭！Ｇ爻丝诓还角е寥蛉耍鼋鲂藿ò⒎抗玩晟降氖芄痰淖锶司投啻�70余万之众！
当司马迁在蚕室里休养刚遭重创的身体的时候，他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一定百倍于身体的创伤。那么，在遭受了“五刑”之中最为耻辱的宫刑之后，司马迁后悔了吗？
司马迁是因为著名的李陵事件遭受宫刑的。
李陵，汉名将李广长孙。李广（公元前184？—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人也”。汉武帝说李广“数奇”，命数不好。与匈奴战，刚愎自用的大将军、外戚卫青指挥不当，“惑失道”，迷了路，李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遂引刀自刭”。李广有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二子“皆先广死”，三子李敢战功赫赫，但怨恨卫青迫死其父，击伤卫青。随汉武帝在甘泉宫打猎时，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敢，汉武帝隐瞒说“鹿触杀之”，被鹿撞死了。李广及其三子果然俱无善终。
长子李当户死时，留下一个遗腹子，即为李陵。李陵幼时，李广尚健在。同为遗腹子，李陵和岳飞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是典型的“寡母抚孤”现象。“国家”只是一个阔大的远景，而在岳飞心目中，他对寡母的承诺才重于一切—“精忠报国”，哪里是对“国家”的承诺，在寡母的强加之下，他仅仅视之为对寡母的承诺。而李陵，寡母未有记载，耳濡目染的是祖父李广的遭遇。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赫赫战功，李广不能封侯的不平之气，一定使他印象深刻。而祖父替人担过，蒙冤自刭，叔父李敢被霍去病和汉武帝合力谋杀的凄惨结局，对李陵的刺激可以想见。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一直在李广利麾下，不得重用。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必感屈辱。公元前105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已经称宠臣李延年“故倡也”，后来因李陵事受宫刑，下蚕室时，非常鄙恶自己“独与坐法者为伍”，深以为耻。而此时恰恰李延年也下蚕室，司马迁深以为耻的，即与李延年为伍。其实在那个时代，史家并无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崇高地位，文史家、星历家被当作倡优一类人，为流俗所轻。即使在这样的人如司马迁者心目中，李延年、李广利之流也是被看不起的，更别说一般士人了。那么，李陵屈居倡优李广利手下，仅仅负责辎重，耻辱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可想而知了。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海以北，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简直就是自求一死。李陵的内心，不仅有在李广利手下的耻辱感，隐隐地，也许同时还有以此举作为指祖父“数奇”的无声抗议。而汉武帝亦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的五千兵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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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蚕室里的花朵（3）
班固《汉书》记此事，有一处很有趣的细节：“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李陵独自一人去往匈奴营中，所为何事？真是找单于单挑独斗吗？我想，李陵大概早就想好了后路，与单于一席谈，敲定了事情的结局。伪作《答苏武书》中的名句，传神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汉武帝询问大臣对此事的看法，满朝大臣都指斥李陵，惟独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资治通鉴》），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
在主流意识形态“华夷之辨”论者看来，李陵是汉奸无疑，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历史上也饱受非议。事实上这种论调延续了两千年，司马迁之后，鲜有人再为李陵辩护。直到作家张承志，在其名篇《杭盖怀李陵》中如此辩说：“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行为中所隐含的况味复杂。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一己的艰难抉择，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吗？
讽刺的是，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人又出击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这是戾太子巫蛊案的余响。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像李陵一样投降了匈奴。
40多年后，公元前51年，汉朝和亲匈奴，单于入朝。李陵事件，司马迁所受的宫刑，在汉匈和好的历史循环中，都化作了一缕灰烬。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在七年前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回信，必会上达天听，但他虽然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没有后悔，他只是感受到了耻辱。这个耻辱是汉武帝强加给他的。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只留一个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后世的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