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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二年》出现了有史可稽的第一个著名的“寺人”：“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齐国的寺人貂，开始在多鱼这个地方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一句记载空谷足音，奠定了这个叫“貂”的人寺人之祖的地位的同时，更指控貂是一个间谍。可惜，关于间谍的指控却仅此一句，下文再无记载，《左传》惜墨如金的简洁文风让我们错过了一个也许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
宫刑的起源很早，学者们相信，至迟到夏禹时代，宫刑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刑罚。据《周礼》记载：“夏宫辟五百。”夏朝的宫廷里有五百人施了宫刑，正说明宫刑的技术手段已足以完成大规模的惩罚。宫刑又叫“去势”，“势”同样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不过，宫刑是他阉，是“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参见本书《蚕室里的花朵》），而寺人貂却是自宫，自我阉割，为的是进入齐桓公的内廷。
寺人貂，又叫竖貂，竖刁，竖刀，最通行的称呼是“竖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不知道是他一出生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是寺人才起的这个名字。“竖”的本义是短小，引申为童仆，又引申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貂是一种动物，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历史上有很多以动物入名的人，比如董狐、阳虎、西门豹、乐羊等等，竖貂的最初命名应该与貂这种动物有关。可以想像，作为齐桓公的男宠，竖貂一定是个美男子，小白脸，他穿着用貂皮和貂毛装饰的短上衣，更显得貌美如花，更能得到齐桓公的欢心。竖貂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齐桓公，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
“竖貂”这个名字开创了两个传统：一是后世关于宦官的更加著名的称呼———阉竖，毫无疑问，这个称呼来自竖貂。是一种官职的装饰。《汉官仪》载：“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光武已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珰。”从秦朝沿袭下来的文官名中常侍，按照礼制，帽子上装饰着“银珰左貂”，汉光武帝刘秀以后，这个官职就专用宦官充任，装饰也改为“右貂金珰”。宦官充任的这个官职，吸取借鉴了竖貂的装饰灵感，从而使这一装饰固定为一种代代相袭的礼制。
【洁行】采薇的怨歌
“洗耳恭听”是典型的身体媚术：把洗干净的耳朵恭敬地倾向发言者，聆听他的每一句教诲。可是，最早的“洗耳”却不是为了“恭听”，那是真正的用清洁的水洗干净耳朵，因为耳朵被污染了。
《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讲述了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许由洗耳的时候，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许由洗耳，本为清洁自己受到污染的耳朵，可是没想到巢父比他还要“求洁”。清清颍水，被许由的另一种沽名钓誉玷污了。不知道许由听完巢父的嘲讽之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撩起洁净的水流。
耳朵，这一身体的生理性器官，不像眼睛，对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可以随时闭起来；耳朵无法关闭，因此也就不具备选择性。当众声嘈杂地涌入耳廓里时，耳朵只好全盘接纳，无论这声音是噪音还是悦耳的颂扬。这就给耳朵创造了取媚性倾听的机会。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可能性，巢父才对许由的洗耳行径大加嘲讽。他提出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隐居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见的“高岸深谷”中去，杜绝所有来自人道的声音涌入耳廓的一切途径。
这是一种根本的“洁”。这种“洁”的品行，与自然万物的“洁”的本性融为一体，人道无法侵入。因此庄子评价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帝王之功不过是圣人的余事，不是完身养生的根本。世俗之人，往往危及身体，弃绝养生之道，却以身殉物，人变成了物的附庸，人之道变成了取媚于物之道，岂不悲哉！
庄子此言，和巢父的境界是一致的。而洗耳的许由，由“洁”的主体，沦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历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 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今人把牵涉到女性身体的书写命名为“身体写作”。这是一种纸上的舞蹈，它意味着被儒学禁锢了两千多年的汉民族已经失去了歌舞能力。当“美女作家”们腰身粗如水桶，满脸长满横肉的时候，她们开始把丑陋的身体搬上纸面，纸上谈兵，想像性地舞姿轻盈，韵吐呻吟。这不是身体之美，而是性压抑的宣泄。身体美学被阴谋化地缩略为下半身的性，下半身的性置换了身体美学的辽阔地域，并堂皇地取而代之。
这是身体美学的全面沦亡。
后宫，是一座小型的战场。当男人们在真正的战场上与对手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