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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条例
“反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席卷全国的“大风大浪”（毛泽东语）中涌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右派分子”，特别在大专院校师生、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青年干部里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右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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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1）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树右派标兵、立处理样板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
在这96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但有两人免于处分。
如章伯钧，被撤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月薪322元）。仍维持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原住房四合院不动；因为7级还算副部长级待遇，尚保留轿车和司机。但是车子由一辆新“吉姆”降级为旧的“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今后还能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罗隆基，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9级（月薪253元）。仍住乃兹府公馆，但只算司局级待遇，没有专用轿车和司机了。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
章乃器，被撤去粮食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10级（月薪元）。在1963年以前，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但是到1963年3月，被撤消政协委员资格；身边勤务人员全部撤走。工资停发，改为每月生活费150元；后来经周恩来总理过问，增加到200元。不过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均由章乃器自理。
浦熙修，原上报的处分意见是从行政11级（月薪元）降为16级（月薪元）；后来批下来的结果是降为13级（月薪元），属于高干的边缘；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西山农场放羊。……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重在改造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右派的政策。他说：“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就总结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名言。
紧接着第二天——1月29日，国务院第９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给全国各地党政机关执行。文件把“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划为6类处理办法，把“高等学校学生”中的青年右派分子划为4种处理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甲） 国家各机关单位中的右派分子：
第1类、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实行劳动教养，态度特别坏的，还要开除公职；
第2类、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附注：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32元人民币，随地区不同略有上下；如必须抚养子女，每个子女领取8—10元最低生活费。）
第3类、情况与前两种相似，但本人学术、技术上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或年老体弱不能劳动的，撤销原职，留用察看，并降低待遇；（附注：一般降４—5级，下放劳动锻炼，每月生活费约60元。）
第4类、情节较轻、态度较好，或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给予照顾的，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附注：一般降3级左右）；
第5类、情节较轻、态度好，或在社会有较大影响，或学术、技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实行降职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