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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下午，极右分子们背负着简单的行装，由人事科备车监送到长沙麻园湾劳教人员集训队（省公安厅临时主办）报到；湖南省直属机关送劳教的右派都在这里集合受训。“五一”节后，首批投入“劳教”的右派分子们，前往“新生”电机厂工地待命。6月，劳教分子约8千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调往株洲“新生”工程队，即湖南省第一劳改管教队，投入株洲铁路枢纽站的土石方工程。被关在铁丝网栅栏围成的营地里，哨兵日夜监视。清晨5时排队由武装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经常加班到夜间。不堪苦役者卧轨或撞车自杀。有少数仍留在“新生”电机厂工地。其中李长恭后来又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报社编辑部此外还有16名右派分子归第2类处理，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每月都只发给生活费15元。下面例举一些右派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一） 朱正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所受处分，属于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的1970年被错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劳动教养；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4元。朱正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10元，所馀也就无几。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劳动改造。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朱正当劳改犯时，起初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1元5角，后来提高为2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来，“劳动教养”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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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2）
（二）谌震、饶珍夫妇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饶珍就提心吊胆，预感大祸临头。丈夫谌震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全家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扩大化”太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妻子饶珍跟他吵过闹过，都枉然。谌震结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找到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哪个敢同情他，敢接近他？那时已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三岁。
饶珍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很仗义，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这样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文革”初期，王蔚深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谌震的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大人有罪，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谌震被捕，半年后判刑13年。当时妻子一大早带着五个孩子搭汽车到故乡长沙县福临铺老家，姐姐是贫下中农，姐夫是党员干部。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带下乡准备养殖的安哥拉兔和来享鸡当然也归了公社。饶珍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姐一起，带着十二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
1958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谌震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二级工待遇，月工资32元。妻子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1966年大女儿大学毕业，每月寄15元回家。勉强维持生计。罗斯福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谌家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得到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生活勉强过得去，但无日无夜不处在忧患中。
（三）李长恭
他是山东莱阳人，有兄弟在江西赣南工作，1948年他也到了赣南，南昌解放后，他考入南昌新闻干部学校；1950年调入《赣南日报》社，后又调到江西《钨矿工人报》社，1954年调来《新湖南报》社，分配在工业组。当时不过24岁，尚未结婚。与人交往不亢不卑，重然诺，急公好义，很有一点山东大汉的江湖义气。李长恭被送到“劳动教养”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留下，后任技术组副组长；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分子判了刑。
1960年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有一天技术组加班到深夜，肚子都很饿，想把次日早餐换成当晚夜餐提前吃。厨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等人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夜餐没有吃到也就罢了，哪知这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15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12年徒刑。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服刑。
1967年秋天，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跳崖自杀。
（四）邓钧洪、李茵夫妇
1958年4月，领导宣布对邓钧洪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还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人事科长又通知邓的妻子李茵去宣布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5月初，李茵被下放到衡山县大浦农村劳改。1959年秋天李茵第一批摘帽，但不给安排就业。1961年9月恢复工作，每月34元5角。报社分给一间房子，在经武路281号。这是报社大院外面的一个小院，夹在贫民区当中，报社一些“有问题的人”都住在这里。一间房子里开了三个床，李茵带着五个孩子住着。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余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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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3）
邓钧洪直到1961年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工资由11级降到18级，每月有80元工资。交50元给家里，自己留30元在师范学院吃饭。李茵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傍晚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以工分券买些洗澡用的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衣裤。孩子们的鞋袜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李茵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周末也没有休息。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