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生一个就有一个口粮呀！有个好朋友，竟然生了8个孩子，得到8份口粮。
穷困的见证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
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起初的最小面额为4两 （16两制） 即新制的2两半（125克）。灾荒时期不能符合精打细算的现实需求，于是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一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
1960年流行较广的上海市的“5钱”或“半两”（10克重）粮票，便成为外地人夸奖上海人“精明”的首选话题。当时凭此小票可以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实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亏他们想得出！”其实除上海市外，其他地方也发行过半两粮票。
但谁也意料不到，今天的收藏家在南京发现了一种“壹钱”（5克重）的粮票！据说由南京市粮食局于1960年发行。这乃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
对于收藏家们说来，这“壹钱”粮票成了令人惊疑的话题，它模糊地展现那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这枚“壹钱”粮票全称是《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参看图1、2），它因几十年“飘泊”早已面目全非，“口眼”多处模糊不清，背面4条“注意X（事）项”隐约可见：
①本券仅限在XXXXX区使用
②本券票面XXXX 秤
③本券当年XX（使用）过期X（作）废
④本券为无价XXX（票证不）得投机买卖
使人发笑的是：粮票正面的图案则是树一般高的稻穗下站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正是当年浮夸吹牛“亩产上万斤”，“稻穗长成树”的真实写照。
这张“壹钱”粮票在1995年香港东方文化中心出版的《中国粮票目录》（第一集）中之附录一，“中国粮票之最”一栏中，正式公布为“面额最小的粮票”，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兴趣，多人撰文各抒己见，无外乎真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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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4）
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共渡难关的情景》的短文，作者孙友田先生在旧日记本中发现了这张粮票后，怎么也回忆不起获得这个“宝贝”的经历。为此，他专访了南京市粮食局，那里的处长也茫然不知。受处长启发，询问糕点及食品店的人，都摇着头回答不了。但邻座一位“老南京”告诉他，南京人早点喜欢吃“蒸饭油条”可以小到只用一钱粮食。作者想象当年出差到南京，或许吃过……
这篇短文在《扬子晚报》也转载了，一位研究粮票的行家在高级工程师姜德俊那里，终于打听到这类“壹钱”粮票的“身世”，并在1997年出版的民刊“江苏粮票”上面，撰文记述了姜工程师的回忆：姜高工说，他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是个单身，因经济条件较好，常购买高级点心（俗称高干饼干）找零时用过。每块高级糕点收粮票一两以下，而江苏省粮票最小面额为1两，南京市粮食局便因此印行了1钱、2钱、5钱粮票，发给食品店找零时使用。
用1钱粮票可以买一块小小糕点。做这种一口吞的小糕点，厨师的双手需要多么灵巧啊！后来高级糕心取消，此类找零粮票收回。
于是，“壹钱”粮票的真伪之争，在既有“物证”，又有“人证”的面前终于偃旗息鼓。
各种票证，都是穷困的证据——极左年代、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
黑市粮票：痛心的记忆
天津作家、诗人林希回忆说：票证黑市里，留着他痛心的记忆。
1960年冬，饥饿，驱赶林希不得不走进票证黑市，以一种可怕的犯罪感，为活命，买下2斤粮票。
走进票证黑市，不由自主地心脏就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压得人几乎窒息：唯恐遇见熟人，又怕遇见领导，更怕赶上公安局搜捕黑市。但是，林希还是到票证黑市来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肿得活像是一个泡在水里的大馒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镜子里面的一张死灰色的大圆脸，比死人的脸还要怕人。当时这种病被称为是6011，因为这是在1960年的11月蔓延开来的，于是就以一串数字给这种病定了一个名字。医生告诉他，这种病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蛋白，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好心的医生私下里劝告林希：“孩子，你还年轻，要想办法挺过去呀！”
怎么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票证黑市去买些粮票，使自己吃得饱些；如果再能买到什么肉票、鸡蛋票，那就更能补养身体了。当然，林希也听说过，票证黑市里各种票证的价钱那是足以令人生畏的，当了右派，每个月只得到35元生活费，除了定量供应的粮食、副食之外，已经剩不下多少钱了。幸好他只是一个单身汉，到底没有家室之忧，算来算去，还是剩余8元钱，就用这点钱去黑市买点粮票证。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地处东北城角的大胡同，本来是天津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造，这条大街早已经是一片萧条了，原来的谦祥益、瑞蚨祥，早改成库房，连门脸都砌死了；至于饭店、糕点店，空荡荡的柜台里，早就没有任何食品可卖了。只剩下无精打采的售货员守着空空的店铺，未到下班时间，就早早关上店门。所以一到晚上，这条大街一片漆黑，连路灯也是这盏灯亮、那盏灯不亮地显得那样凄凉。一片漆黑，正好适于做黑交易，于是逐渐这里就出现了天津最大的票证黑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地下的票证交易，也算是互通有无吧，一时有了什么困难的人，就来这里买几斤粮票，在饥饿年代里，这里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诗人林希掏出8元钱，买到2斤粗粮票。
肉和油的故事（1）
粮食固然性命攸关，但居民更向往的是油和肉。味道香浓可口，回忆辛酸苦涩。
食油与粮食同时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很多城镇在1955年印发粮票时也同时印发了油票（食油票、食油购买证）。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1市两”“4市两”（125克重）几种。不久由于食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向微小，“半两”“5钱”“1钱”等等相继使用。甚至灾害时期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干部临时油票），计量单位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参看图1，2）。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猪肉购买证），是在1957年7月印行。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强制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于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日趋紧张；19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