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这个历史的选择，绝非出于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
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6000—12000元）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合今人民币4500—9000元）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6000元）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合今人民币3000元）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2400元）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 ，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3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合今人民币510元。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金圆券的穷途末路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全国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紧急命令”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币值应相当于抗战前银圆5角左右。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照抗战前标准如果领取80圆月薪，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合今人民币72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46圆（合今人民币1380元）；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圆（合今人民币183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有的教授加薪40 ％ 实际得到150元，也只相当于战前银币75圆（合今人民币2250元）。
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是歧视性的限制和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物价又急速飞涨（详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广东海南的银圆券
1949年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开始发行“银圆兑现券”即银圆券；9月，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的海口银行也发行银圆券，是在香港印刷的，面额有2分、5分、2角、6角、1圆等五种。规定银圆券1元兑换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而市场上银圆券1元折合金圆券8亿元。
当时包天笑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作过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 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10月13日包天笑记载：“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4元者，今日仅值5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5元，前日黑市已涨至7元2角”。银圆券比起金圆券来，更加丧失信用，被人民唾弃，很快地成为废纸、垃圾。
1950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海口市。银圆券在海南仅仅流通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最无信誉、最卑劣的货币。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圆券在北京大学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