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冲上前去，摔倒的、踩伤的、哭嚎咒骂的，乱成一片。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合力挤出一条路，或干脆从人们头上、肩上爬过去、踩过去。反正人们紧紧挤着，互相架在一起，你从上面滚过，也不会摔在地上。那时，这种场面经常可见。
在首都北京街头，笔者亲眼见过：因抢购豆腐而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愣小伙嘴里叼着钱和票证、从人群的头顶上闯过去，踩着人头买豆腐。
商业厅干部的苦恼
一位曾在省商业厅主管过配给供应的离休老干部回忆说：想起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十分心酸。
20世纪70年代，他调入省商业厅，供应很贫乏。每天的工作是批禽蛋、鱼类、肉类这些仍是十分短缺的物品。省长、厅长每天中午都在街上的副食店了解货源，看看老百姓能否买到那一点点供应的商品。
作为主管这方面业务的负责人，天天上班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上的人们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他们的困难就要从老百姓那里挤，使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中那一点儿东西也得不到保证。不仅肉蛋紧张，连水果也紧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体会最深的了。
票证成了代价券（1）
从1958年声名狼藉的“大跃进运动”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平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之间，价格不同、悬殊很大。两者的差价，使得各种票证无形中附带了可观的价值，成为可以代替人民币的变相的代价券。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化，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卖东西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下面是笔者在1984年亲眼目睹的——
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有个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的摊位，摆满了厨房用具和小百货：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锅、塑料浴缸……
1983年，他们先是在北京胡同里搭棚子弹棉花（翻改棉被），用旧木板和竹帘子做支柱，盖上油毡、塑料布。棚子搭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小街拐角处的古槐树下。冬天，联保治安队和防火检查组都来干预了，以破坏市容违规，罚款500元，限三天拆除。
幸好由浙江同乡帮助，夫妇俩在北京市工商管理所领取了营业执照。指定了摊位，摊主登记的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当时从南方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日用品。
货物都不明码标价、过路人只是口头问价。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用10斤北京细粮票（面票）换，一个不锈钢锅用100斤粮票换，一个大塑料浴缸用500斤粮票换。
笔者计算了一下：按照实物折价，每斤细粮票（面粉票）合人民币2角，每斤粗粮票合人民币1角3分；全国粮票的代换价还要高些，大约3—4角钱。每用“小百货”换1斤粮票，大约能赚5分钱。估算每天平均收入1000斤粮票左右，赚50元（约合今300元）。一个月能够收入1500元人民币（约合今9千元）。
他们夫妇在小胡同大杂院里租用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约合今420元）。省吃俭用地在北京干了两年以后，他们用积攒的钱在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
这样的摊位在全国各地自由市场上都有不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干预他们，大家心照不宣：粮票毕竟是值钱的！
票贩子——票证的倒爷发了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票贩子依靠倒卖票证赚钱发了财，叫做“票证倒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生活有所好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肴）增多、主食（米面）比重减少，每月每人不必消耗20—30斤粮食了，粮票就积攒下来，有了剩余；而鱼肉禽蛋稀缺。于是“粮票贩子”应运而生。小报记者经常报道：“无论在粮店门外、车站售票窗口、百货商场、剧院霓虹灯下，人们都可以看见粮票贩子的身影出没，听他们低声询问甚至粗声吆喝：收购粮票！本市粮票十斤两块钱！全国粮票十斤三块钱！换鸡蛋喽！十斤粮票换一斤新鲜鸡蛋！”这个价钱各处差不多：当地粮票每斤2角，全国粮票每斤3—4角。
据有关资料估计，上海市1986年套购倒卖的凭票供应粮食1700万斤，1987年仅前5个月就倒卖2200万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当场查获没收的倒卖粮票25万斤，那没有查获的该有多少倍？
无文化的农民票贩子，对于倒卖票证满有学问。在江苏，一只母鸡可以换60斤当地粮票。一斤籼米的平价为1角2分，议价为3角钱，差额1角8分；如果倒卖60斤粮票，一转手就赚10元8角（合今人民币65元左右）。在兰州，100斤粮票换10斤（约90个）鸡蛋，全国粮票在农村每斤4角钱，而1斤鸡蛋1元8角（每个鸡蛋2角钱），一转手就赚22元（合今人民币132元左右）。
工业品票证更值钱
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成为居民向往的“新三大件”，摩托车、自行车也都成了抢手货，但都要凭票证配给供应。于是工业购物券、彩电票、冰箱票、摩托车票更成了抢手货。在北京，一张“琴岛—海尔”电冰箱票可以倒卖600元以上；在西安，一张“海燕”彩电票可以倒卖400元，一张“黄河”彩电票可以倒卖500元；在上海，一张“凤凰”自行车票可以倒卖100元。许多厂家以“职工福利”为名，发给职工电视机票、电冰箱票，让职工拿出去倒卖，作为变相的“奖金”。有的工人说：“生产奖金可以不要，只要一年领取三张彩电票，就折合一台彩电的钱。”
但这些“生财之道”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干的，他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书呆子哪里是票贩子的料？
不过，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生活费确实很紧。节余的票证，多少补贴一些日用。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外华裔科技人才约有10万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从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专家，要求回国长期工作而得到批准的共达200名左右。这些科技专家回国后的安家问题、生活用品供应问题，都受到了“票证供应”的限制而造成困难。1981年，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了“关于解决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安家、生活用品供应的通知”，对于这些专家作出一些照顾。
票证成了代价券（2）
北京市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进行了如下安排：
（一）安家所需要的物品，按照“自用、合理”的原则一次供应。
对于这些专家，由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免布票、工业券、购货证，一次性供应床上用品、衣物、棉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并免券卖给煤气灶一套；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一次性免票供应棉花等。
（二）粮食、副食品供应，在每人定量以内发给粮票、油票、副食供应证等，米面比例不限（北京市一般居民只供应一半细粮、一半粗粮）可以在粮店凭粮票任意选择买大米。
限量供应而又短缺的副食品，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适当提高供应标准，如鸡蛋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白糖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等等。
（本章部分资料取材于李祥荪李金陵编著《特殊的年代——老票证》、《中国粮票史话》、薛炎文王同立主编《票证旧事》等书。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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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3年的粮食危机（1）
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1960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不到预计的一半，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实际产量（3900亿斤）还减少了十分之三。1960年粮食生产跌落到十年前（1951年）的低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低水平，油料更跌落到二十年前（1942年）的低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持续3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突出地影响到城市。由于“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1倍。一方面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大为增加了票证供应的城镇人口，需要向农村多征购粮食才能养活，而粮食却严重匮乏。
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给周恩来总理的内部报告，再也无法文过饰非，而不得不指出了实际危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省内10个城市只能供应8、9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一共只剩几千万斤，平均每个居民分不到10斤。形势万分险恶。三大城市一旦发生断粮饥荒，后果不堪设想！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敢公开宣布，以免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慌，引发社会巨大###。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据粮食部门分析：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亿斤，9月末比6月末急需补充周转的库存粮食为亿斤，共计亿斤。除掉京津沪辽本身征购亿斤外，其余的37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需要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亿斤。危机已经“火烧眉毛”，周恩来总理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