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的师生为了保护好食品和蔬菜，先是检查了门窗是否关紧关严和插上了插销，食品蔬菜存放的封盖是否安全，最后又把筐里的窝窝头数了一遍，是382个，准备明天早饭每人分一个。然后把382个窝头的数字写在食堂的小黑板上，并签上了名字和清点时间。
“低标准、瓜菜代”（2）
夜里，虽是两人轮流睡觉，但一听到动静，就都马上起身检查。人不得安宁，老鼠也不得安宁，就连趴在窗台上不断用爪子抓着玻璃嗷嗷叫的野猫，也得不到安宁。正是在这人、鼠、猫夜战不休的不安宁中，保障了食堂的饭菜粮一无所失。早上起来，再检查一遍，用被子盖着的窝头，还是382个完整无缺。即使暂短睡梦中嗅到窝头的芳香扑鼻，但也没有动过吃一个的念头。因为这是在执行神圣的使命。
上海人均消费的猪肉禽蛋大幅度下降
上海人民的消费水平一向在全国名列前茅。然而，“大跃进”造成的灾害，在上海市场集中地反映出来。
据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掌握的情况表明：1957年上海市人均猪肉消费量为斤（每月每人斤）；1960年下降到 斤 （每月每人斤），1961年更下降到 斤（每月每人斤）；1962年略有回升，才到 斤（每月每人斤）。这就是说，每个月难得吃到一两次猪肉。
1957年上海市人均鸡蛋消费量为5斤（每月每人斤，大约4个鸡蛋）；1960年下降到 4斤 （每月每人斤，平均三个月才可以吃一个鸡蛋），1961年更下降到 斤（每月每人斤，平均五个月才可以吃一个鸡蛋，一年吃两个鸡蛋）；1962年略有回升，才到 斤（每月每人斤，平均两个月才吃到一个鸡蛋）。
许多上海市居民都有深刻的记忆：1961年和1962年，每户人家都只有在阴历过年（春节）那天才供应一只鸡，平时简直连鸡毛也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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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1960到1962年三年饥荒时期，人们总是想“吃”，吃了还想吃，肚子好像是个无底洞。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它带来了一个怪现象，有的人碰一次吃的机会，拼命吃，胀死了。山西省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工地，以馒头奖励民工，多拉一平车土，马上奖一个馒头；一个小伙子拉一车吃一个，二两的馒头吃了十几个，一喝水，胃胀破，死了。太原一个年轻人，晚上偷着进了点心店（当时点心要用粮票买，一般人没有多余粮票买点心），偷吃点心太多，出来口干喝水，也一命呜呼了。饥饿的年头，像这样胀死的人也不算少。
农村姑娘当时是“宁嫁队长，不嫁县长”。因为生产队长手里有粮食，蔬菜等农产品分配权，还有自留地能种东西吃。县长的工资是买不到多少东西的。那时的县长都比较清廉，他们也挨饿。
中央提醒大家注意休养生息，减少体力消耗。对17级（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还照顾一斤黄豆，多给一点儿白糖。糠和麸子在当时是好东西，有些机关干部浮肿了，每人发一些糠和麸子做的小饼子，叫“康乐饼”。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在困难面前也不得不统统散伙。
三年饥荒时期的中南海
为了渡过饥荒，中央将每个市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中南海里，机关干部的粮票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来报24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票定量压缩下来。营养不良、忍饥挨饿就不可避免了。
1960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在北京郊区西山附近，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轮流去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1个月。去劳动的人，粮食定量每天补助1斤。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
全国饥荒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饭、半年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为了给毛泽东增加营养，警卫员就打麻雀或掏麻雀窝蛋，或者在中南海里捞些小虾劝他吃。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夫人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朱德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一些荒地，种了一些杂粮。他还鼓励孙辈们饲养兔子。
中南海迅速普及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许多院落种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野菜、扫帚菜等。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高干的特别供应券
灾荒时期，全国的食品供应异常紧张。1960年中央制定了对于高级干部（司局长以上）的特供（特殊供应）标准：
（1）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供应肉30—31斤（每天1斤），蛋6斤（每天2只）、白糖2斤、甲级烟2条；
（2）正副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特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蛋3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
（3）正副司局长、高知一级正教授、高级研究员，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蛋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
从上述一些并不算多么高贵的供应作为“特供”看来，可以理解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紧张程度，比战争年代还要严重。
对于以上高干开设了内部特供商店，可以廉价买到许多食品、日用品如鱼虾蟹鸡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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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
1962年，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
广东省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1961年2月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进行摸底。9月间，他便在广州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还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如下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猪肉1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后来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1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二百人的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2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962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寅恪受到无与伦比的特殊优待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老教授，在1958、1960和1963年三次“政治排队”时，都被列为“中右”，但在生活上他还是优于别人的。
1960年初年陈寅恪已感到了生活的窘迫。按学校统一规定，他的粮食定量（粮票）减为每月28斤，肉票每日5钱（半两）、每月1斤，食油票每月半斤。
到1961年，广州市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低到平均只有20斤左右，且30 ％ 要搭配其他杂粮；每月2两食油，每年布票2尺1寸，猪肉基本上没有供应。而这时候，陈寅恪教授作为被陶铸点名优待的大知识分子，受到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真如久旱逢甘霖。
1961年7月，陈寅恪教授曾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等食物近20公斤。但邮寄者素不相识。陈寅恪将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宓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有“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述。可见陈寅恪一直受到照顾。
l96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给陈寅恪特殊供应。14日，中山大学的老校工梁彬，替陈寅恪买回了特批的副食品。10月16日，梁彬与总务处秘书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和2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3支，并询问“3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并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
老校工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格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43—345页） 。
1963年陈寅恪腿伤治疗出院回家，4月14日，广东省委办公厅通过中山大学转交一函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