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律戆苊眩灰嗫上Ш酰 �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而称###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人城，以7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500倍）5万8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圆万金元一枚”。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7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
4月7日：“领得1500倍薪水，共19万8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18万5千元，昨日尚仅11万余也”。9日“午后为领薪20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圆3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l0日：“今日发校薪1万倍，予得132万元，托伦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又发校薪1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22日：“袁头涨至40余万，今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
从夏承焘日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领到以金圆券发给的薪水，尽快去换取银圆或黄金，方能保存价值。2月5日，发薪1350元金圆券，值1银圆。4月9日领薪20万金圆券，买银圆3枚。22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袁头涨至40余万金圆券。……
又参照竺可桢、包天笑的日记，可知物价飞涨的程度。杭州每石（160斤）米价：1948年11月7日250元，上海到450元。1949年1月4日每石700元，6日860元，10日每石1000元；2月5日每石13500元；3月29日上海米价涨至每石9万元；4月3日，上海米价涨至金圆券16万；8日杭州米价25万，16日60万，17日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上海白米价每石120万元；21日：“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然而南方解放前的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当时这个比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可见金圆券通货膨胀已濒临灭亡。当夏承焘教授听说：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日常生活费用得到了保障；对比之下，他必然痛恨国民党的腐化败落，期待共产党的廉正、开明。
顾颉刚的记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10月14日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15日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10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15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16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22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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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者，现钞仍缺乏”。可见米价跟着银圆滚，10 枚银圆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50万稿费连3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银圆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米），每担（石）120万元；银圆，出了20万元关。饰金，进，每两850万；出，940万。鸡蛋每个4千元。猪肉每斤7万”。
5月1日，包天笑日记中载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后的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圆3至4枚”。可见南京解放后米价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入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白米每石银圆4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苏州米价跟南京一样回落。然而，人民币尚未站稳足跟。（部分摘自傅国涌编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
５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从银圆价格看金圆券通货膨胀
包天笑日记，跟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夏承焘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从他们四人的日记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沪宁苏杭地区解放之前，银圆才是价值比较稳定的硬通货。当时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也就是每1银圆大约可购买16斤白米，这个比值却是相对浮动不大的。南京、苏州解放后，米价回落到4银圆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银圆值1350元金圆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银圆已涨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银圆1万元一枚；31日，1万3千元。4月1日，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7日晨每圆2万3千至2万5千元；8日：“袁大头今日上午3万5千，下午至4万余。”9日杭州1银圆合6万7千金圆券；15日，银圆价13万元；16日17万元；17日20万元；21日：“袁头下午已23万”。22日银圆涨至46—49万金圆券；27日130万；29日360万；４月３０日：“今日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400万元，不分小大头。”（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