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加行慕释床 �2002年，她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本科。然而读本科需要交２万元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无奈之下，她终于决定以自己的婚姻来换取梦寐以求的知识。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在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农、林、师范类的高等院校，这样贫困的女大学生，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15 ％ ，她们被称为“特困女生”。
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学生人均年缴费用大都在3000元至8000元，一些重点院校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年平均费用为１万元甚至更多。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从而导致高校贫困生人数不断加大。
不少人家单单供一个大学生就会长期陷入贫困。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无法提高，但学费却如此昂贵，他们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求职又谈何容易！
由于高校扩招，大学生再也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据南京劳动部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土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现在大学生过剩，昔日的“天之骄子”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所以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究生，希望能够凭着学历的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如今研究生教育业已从公费转向了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教育，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经过本科的高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读本科时就已债务缠身的家庭呢？
当大学生把自己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奉献于还债，而不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只怕也只能成为一个讽刺。
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可能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但实际上，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教育费、房产费、医疗费，成为新时代愚公一出家门口就不得不面对的三座大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通过求学提高素质、改善生活，是一般人理所当然的出路。知识竞争、靠本事吃饭，是我国社会主义平等的体现。但是，过高学费却无情地堵塞亿万年青人进入大学的途径，丧失了选择命运的权利。只因为他们贫穷，再发奋学习也难以跨进高校门槛。高校的高学费，使得贫富差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里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89年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 — 70 ％ ，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90年代后期，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 ％ 左右了。
最近，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启动了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目前高校70 ％ 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很多困难。此次调查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中，有来自农村家庭，即大约四分之一；而来自城市家庭的有；即大约四分之三。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又要花费多少年的收入呢？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学费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４年花费”。一个大学生，按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需要交纳5000元左右的学费，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吃饭、穿衣等（以北京高校为例，一般的大学生每月只算伙食费就需要300元左右，还不算平常零用开销），照此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过万元。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36元。４年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年纯收入，这还不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其他费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对他们而言，高校的学费无疑就是天文数字了。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达到倍，即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倍。高额学费将愈来愈多的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加深了社会分化！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困就不会成为世袭。但现在我国，高学费造成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继续扩大贫富悬殊，使各阶层的分化长久陷入僵化的局面，社会的和谐发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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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大学费用上涨到如此高额，难怪有些人因无法凑够学费而自杀。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主题词“大学学费自杀” 输入以后，立即出现相关内容4万多条：
据媒体报道，北京顺义县杨镇二街村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入学录取通知书，他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技校，为凑足两个孩子的8000元入学费，他向村里讨要还没有结算的上半年工资，但没有结果，又找邻居借钱，也没有借到多少。当晚，他在小酒馆喝了酒，回到家就喝农药自杀了。死前，他不甘地在院子里大喊：“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福建一位考取集美大学的学生母亲，因筹不起女儿的学费，自杀身亡。农村孩子李致富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省出学费，放弃治疗不算，为不拖累孩子，也选择了悬梁自尽。学生郑清明因交不起600元高三学费不准参加高考而选择了卧轨自杀。
女学生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然而，喜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却是令人心痛的一幕。为8000元学费，张溪的母亲来到医院打出了卖肾的告示。当张溪知道母亲的举动后，悲感交加的她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哭着说：“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这个大学了！”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经媒体报道，社会上一个基金愿意在他的儿子考上大学后给以帮助。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孙守军的儿子孙大朋，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要求9月12日报到，但在8月21日前如不交齐学杂费者，取消入学资格。通知书标注学费3300元，住宿费500元，杂费1508元，总计5308元。因为凑不齐学费，孙守军选择了自杀，来赎自己的“罪过”。父亲自杀后，孙大朋流着泪说：“他生我养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爱了，他有什么罪向我谢，我应该向他谢罪才对啊。”但是，难道考上大学也是罪过吗？孙守军自杀后，他所在的镇政府决定筹措资金保证孙大朋上大学。镇政府负责人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后要对全镇的贫困生排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孙守军以死“谢罪”，换来的是让儿子走进大学校门。可是孙大朋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父亲。
各媒体纷纷报道，同情、惋惜、哀痛的声浪，震撼了国人心扉！也许依靠生命的代价，可以暂时缓解个别人的学费问题，但是，根本问题却不可能通过群众捐款、地方政府的特殊补助来解决的。虽然引来一些捐款或借贷作为弥补，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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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下降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造成学费高涨的主要原因。将学校变质为“追求利润的商店”，将学生变形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甚至迫使公益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异化成“惟利是图的商贩”，这对教育界产生了极恶劣的损害：教育质量下降。
从学生方面说来：由于高学费，生源受到了极大冲击。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那些成绩差却有钱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填补入学名额，由此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从教员方面说来：良莠不齐，迫使教师降低了讲课质量，也造成了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各大学增开学院，原有的学院扩为大学。不顾自身条件，开设不够格的专业，以增加学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许多高校学生人数超过了万名大关，不但使得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面对猛增的学生，学校又需要招收相应多的教师。由于缺乏人手，某些缺乏经验的教员就不经过助教阶段，直接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都是误人子弟，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2001年5月21日刊登了《教授贬值为哪般》一文，发人深省！文章写道，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文钱能买好几个。”文章还援引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大学谋上一个教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