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革命政权的；可是现在，军队已不复属于个人，而是作为“党军”，为党所控制。早在革命初期，孙中山在确立他的党权政治理论的时候，已经融入军权政治的因素，后来还曾一度以军权改造党权和政权，实行党政军一体化。事实证明，军事实力的过分膨胀是危险的。所以，自从在苏联引进党对军队的政治化的控制体制之后，军权便长此被置于党权之下；虽然党不能不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并维持其专政，但是始终离不开“以党治国”的框架，其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而是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反复使用“流氓”一词做演讲，或者写文章。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鲁迅做过一个《流氓与文学》的讲演，从记述来看，其实讲说的多涉政治流氓。他指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在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例举了曹操和司马懿，作为政治流氓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是杀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是行为和议论相矛盾。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以“不孝”为罪名的。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问题是，“曹操与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这便是政治流氓的“德治”。鲁迅使用反语，称颂曹操为“英雄”，说“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还幽默地说：“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利用传统的戏剧旁白或插科打诨的话语形式，不断暗示读者，使之把魏晋时代同现时代联系起来。
权势者极力使杀人合法化。因此，揭露合法化便变得十分必要而且适时。鲁迅在《小杂感》里说：“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又著《可恶罪》一文，说是“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执法者实际上无法可依，即使有法，本身也是不合法——自然法——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强制性的统治之下，所谓的“法治”，是怎样一种不可靠的东西。《谈“激烈”》一文写道：“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在这里，法律明显的不一律。《小杂感》里还说：“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两千年一贯制，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再生性和连续性。被鲁迅称为暴发户的革命新贵，在将杀人合法化的同时，必先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因此也就一定要争正统。所谓正统，对内代表已故领袖的遗训精神，代表全党，对外则代表全民。可以说，正统之争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是赤裸裸的，它会把许多关于“忠诚”“团结”之类的伪装自行撕成碎片，暴露自身的罪恶和肮脏。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夺的过程，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却又毫无“游戏规则”可言。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打比喻说，譬如有一个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不去呢？不去，便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于是定罪，杀人。鲁迅解说道，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这在当时，对于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以党的正统代表自居的大小领袖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2。一边抗议，一边挣扎
在“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的时候，鲁迅不断变化他的讽刺艺术，发出抗议的声音。他有一段关于“革命”的绕口令一般的随感：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
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
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
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混乱的局面。混乱的语言。“革命”仅仅作为一个口号被抛来抛去。在故意安排的言辞闪烁之间，杀机重复出现。这就是语言的张力。鲁迅说收在《而已集》中的文字，是受吓以后，“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其实，他正好利用无法直说的模糊语言，作了明确而顺畅的表达。
“防被欺。”鲁迅说。他在大屠杀后写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个党的流氓性，虚伪性。他绕不开流血事件。这是他的最大的伤口所在。他告诫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是“推背图”式的方法，是由悖谬的生活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法；在这里，他以特有的“世故”语言，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划分了界限。
早在“呐喊”时期，鲁迅便做过关于“暴君的臣民”的随感，这时，也仍然重复着“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结论。君臣关系，是东方政治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农业大国里，权力高度集中而等级森严有别，政治运作的规律，自然大不同于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而在“骄和谄相纠结”的“没落的古国人民”中产生的统治集团，也自有自己的精神特色。《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对此有着精彩的描述。文中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身边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使他变成傀儡，外面的人看不见他的本相，所见只是包围者制造的幻形而已。此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刊物之类也跟着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作者自称思索过两种“包围脱离法”：一是猛人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先“清道”；然而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事先便已改变了木然的情形，当然视察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泛接触，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时间一长，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是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鲁迅指出，统治者的覆灭同它的崛起一样，是寡头式统治本身所决定的，无从摆脱的。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在论及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苏联时，这样指出：由于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它所控制的忠实于独裁者的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因此，用强制力对一个大国保持控制，比控制海洋中间单独一条船上的船员要容易得多”。问题在于历来缺乏信仰的中国，没有这样忠实的追随者，所谓“真正的党徒”；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有的只是“随风转舵”的人物，不会为他的首领拼命的。或者，这也算得是统治者的大不幸。
对于中国的国民，鲁迅素有研究。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相对于国家，提出“自由人民”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国民所不具备的。大约领袖群伦是需要凝聚力的罢？孙中山便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鲁迅是反对“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的，他指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这“治”的结果，在大屠杀事件中表现出来，让人尤觉沉痛。鲁迅在白云楼整理完童话译稿《小约翰》，作引言道：“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巷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在另一则杂感中同样慨叹道：“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是怎样的“人民”呢？次年作《太平歌诀》，引《申报》一段记事，说中山陵墓行将峻工时，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于是自相惊扰，家家幼童肩悬一方红布，上书歌诀，借避危险。歌诀有云：“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称为“太平歌诀”，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说：“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国民党政权时，曾经这样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就是它自己的选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动力如此微弱的基本原因；但也是为什么尽管有腐败和行政机关的懈怠，政府的官僚机构还能支撑这么久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个政权能够在鲜有其成员的更换，又无新思想的补充的情况下存在了20年以上的原因。”易劳逸使用“选民”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没有###，这个政权完全是以枪杆子的力量强迫国民接受的。然而，这里所揭示的关于政府的素质取决于国民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至少与鲁迅一贯重视“国民性”的思想颇为一致。在广州，鲁迅多次讲演，都涉及到革命群体的信仰和觉悟问题。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