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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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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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奴才房间的反对派”
 英国学者波兰尼说:“即使一个公共权力原来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它也不可能不通过说教来补充它的强制力;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养的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有名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随后,由陈果夫、陈立夫等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旷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战胜利,高潮是1934年至1935年。显然,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要求统率党政军三界的领袖地位,而企图超越其上,进一步成为国###动中的权威。他又称“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建设”,强调“生活军事化”,试图通过法西斯运动的宣传手段,把传统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的纪律与忠诚的混合体传播到城市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汉学家那里,又被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胡适晚年有一封信致蒋介石,在回顾国民党结束大陆统治的历史时,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认为,创立并维持这种现代专制制度与蒋介石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他分析说,“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的、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其实,“###”必然导致领袖独裁,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和品质问题,与少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统治精英的素质也关系不大。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观察,视野则开阔得多。他指出:“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布尔什维化了,转而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党现在可以向传统妥协,确认国家比个人重要,保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里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让位于使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目标,它主张由一个党实行家长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党(像历来的皇帝)置于国家之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拒绝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杀了‘五四’时代露出的这一弱小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民主运动。”
关于五四精神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这样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生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可是,在论战中,当他为民主争辩的时候,着眼点仍然在国家,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实际上脱不掉“训政”的思路。对于独裁,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对“成功”与否没有把握;在他看来,成功的独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中国所“奇缺”的。胡适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一方面崇尚权威主义,前者是理念的,后者才是实践的。这中间肯定存在着种种冲突,对他来说,真可谓“知难,行亦不易”,结果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他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蒋介石几年来“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已者的看法”。他拥护蒋介石的###立场,甚至为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辩护,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他在日记里表示:“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气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对于胡适热衷于上层政治活动,鲁迅在信中向朋友提起过,态度是鄙夷的:“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胡适自己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像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的服从。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不可能绕道而行。事实证明,胡适们作为知识分子而晋身政府部门,很快为官僚制所同化,成为科塞所称的那类“特别官僚”。科塞肯定说:“如同生物体能包围并中和外来物体一样,官僚制也能使特别官僚屈从于它自身的用途。”他认为,即便处在决策高层,“在这种职位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一者知识分子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策做出贡献的,而在规定这种标准时,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作为顾问,仅只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来为其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中,决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赞同。在其他情形下,顾问事实上可能成为替罪羊”。李普曼对掌权的方式有着直接的体验,他总结道:“当一个人由教授与研究的职业变为决策者,变为掌权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变成政治家和事业领袖时,他就受到了约束。他的言辞不能被作为无私之论得到信赖,他的教导不能当做科学来信仰。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个学者。”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儒”的语源考证为柔,实际上是认同知识分子以其柔软可塑的特性,自然进入权力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容器之内。以他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入阁的行为,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旨趣。即使在此前后充当过所谓的“反对派”,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也如洛扎诺夫形容当时俄罗斯的“反对派”那样,不过是“奴才房间的反对派”而已。 
                  
 5。猴王和酋长
 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有一个基本观点是:成群的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中得到权力和权威。科塞在《理念人》中列举知识分子活动的八种制度化环境也是很有意思的。比较一下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不同的制度化环境的选择和利用程度,他们与何种机构结盟以及如何结盟,对于了解他们的品质,姿态和面貌是颇具参考价值的。像胡适的一群,他们主要是通过大学,刊物,沙龙聚会进行密切的接触和联络的。胡适无论是作为大学的决策者,或是教授,都把教育当成为名山事业,而不致放弃;他所办的杂志主要是言论杂志,所载内容都是为学者所欣赏的、为治者设想的所谓建设性的意见。留学欧美的朋友的聚会,除了交流政治文化思想之外,多少带有增进私谊的性质。鲁迅颇不同,教育于他首先在于造就个性,培养反抗精神;办刊也是文学杂志,而且是以暴露性批判性为特色的;社交很少,常常回避聚会,上海十年更是到了离群索居的地步。即使在左联,他也是不开会,不交往,明显地游离于组织之外的。
在中国知识界中,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因此,在一生以专制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没有任何援手的、充满各种风险和干扰的斗争中,需要他特别的勇敢和坚忍。
1927年底,鲁迅刚到上海,就接连做了一通讲演,其中最著名的两次是,《关于知识阶级》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两次讲演都是谈知识者和权力者、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对立与冲突的,表明了在专制政治底下坚持斗争的不妥协、不屈服的立场。说到统治者,两次讲演都说到猴王和酋长,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禁止思想和任意杀戮。“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在“酋长政治”面前,知识分子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展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鲁迅据此将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但判断说,假知识分子寿命比较长。他把思想运动同实际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所谓思想,惟是脱离现实的空谈。然而,专制是否就可以因此长久地维持下去呢?他明明白白指出:“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又说:“殊不知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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