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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4。来自“同人”的攻击
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著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鲁迅进一步的行动是退出文学社。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是：“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归因于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开始时，他的杂文同另外两位作者合并为“三家村”，被列入“黑线”行列而最早遭到整肃。这位以杂文见称的官员作家，30年代恰好是反对杂文的。他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作《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就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面。文章说，在副刊上出现四周围着花边的“杂感”，是“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称这些杂文为“花边体”或“花边文学”，说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的变种”。例举的惟一的一篇“‘花边文学’的杰作”，就是鲁迅的《倒提》。杂文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而大鸣不平，鲁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通过对奴性心态和恩赐观点的批判，他特别指出，命运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即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里关涉到人权与主权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文章在廖沫沙那里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说是：第一，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从“古典”来证明这不平是华人没有出息。于是，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说教，作者当然是“买办”了！“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接着预言道：“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没有直接答复，两周后在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两位举为众多笔伐的代表，一例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
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原来绍伯即田汉，文章也跟廖沫沙的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廖沫沙以“买办意识”攻击他，田汉则诋以“调和论”，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存在。大约他猜想他们原是“一伙”，所以同样不作回答，只是到了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