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呐喊，做“遵命文学”，寄希望于在反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然而，这个集团很快出现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往日的战友往何处去了呢？新的战友又在哪里？这种境遇，曾经使他一度陷于彷徨。知识分子的分化成了必然的事情，他不能不面对而且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内战不是哪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它的引信，其实为社会所点燃，而战火至今不绝。鲁迅从打击现代评论派开始，一直把自己置于狙击政府在文化知识界的代言人的位置上，所谓“第三种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然而，他不断遭到同人的打岔，以致不能不分神于这方面的斗争。许多所谓的斗争在他看来是无聊的，但当他无法绕开时，只能极力发掘它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理论品位。对于自己的同代人，他是失望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持续作战，他致力于培养新战士，那结果，在北京时有高长虹的一群，到了上海又有了左联的一群。他总结道：“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关于革命文学家，他指出，本身有着一种容易犯到的病根，就是同时脚站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受压时，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又变为不过是文学家了。在另一处，他又指出，“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当革命一受难，就会以各种好看的名义，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谈到左联的作家，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在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他指出，这批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其实是并不坚实的分子，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他还这样批评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自私，动摇，投机，善变，一味空谈，不切实际，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逃避责任。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头脑和喉舌，反而成了繁殖细菌的脏物；到了左联后期，在他的观察中，情况尤其如此，被事实照出原形，一个个的拖出尾巴来。
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伎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对于周围的知识者，当鲁迅无所期待，以致憎恶起来的时候，最后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战斗的意气更加健旺。这在学者看来，简直近于变态。他评价刘半农，章太炎，都是从战斗的方面加以总结的，呼唤的是战士之魂。他写化厉鬼复仇的女吊，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他写猛兽猛禽，自然界伟美的壮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周扬之流的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不绝的鞭扑，虽然使他受伤，但也使他保持了伟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坚苦卓绝的战斗。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战士来说，无论如何是悲壮的，残酷的。
在两次大病之间，鲁迅写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遗嘱，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遗嘱如此燃烧着激越的情感，作为一位临终者，有谁竟如此地与他的怨敌缠斗不休的呢？其中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当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惟有斗争赢来这一切；但当斗争也被迫中止的时候，惟靠斗争的渴望补偿这一切。
1。“国家”与“民族”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华北五省相继发起“自治运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政府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苏区，以期尽早剿灭共产党及其他异己势力。但是，迫于国内舆论和国际政治的压力，蒋介石随后不得不改变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义，将权力迅速集中起来，进一步巩固个人在全党全国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以致达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权力巅峰状态。
共产国际和苏联极力遏制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化，“武装保卫苏联”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共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则更多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明显地，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为“统一战线”问题确立了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从总的倾向看来，宣言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向和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立场。影响到中国左翼文坛，则有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大力张扬，以及后来的解散左联等系列组织性行为的发生。
毛泽东坚持他在党内的独立路线，一面抵制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和“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一面挑战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中心民族主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问题，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即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
冯雪峰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的支持者，他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和领导才能一直抱欣赏态度。当他作为中央的特派人员于1936年4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以后，根据从鲁迅、胡风等处获取的信息，决定在“国防文学”之外，另提一个新口号，以期在文化阵线上推行毛泽东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经由他和胡风两人商议，并征得鲁迅的同意，新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由胡风撰文正式提了出来。
这时，鲁迅成了冯雪峰的统战对象。他极力争取鲁迅，使之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为党所掌握的一种武器和力量。而鲁迅，以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地为别的个人和组织所利用；在他那里，始终有着清楚的限界。但是，就个人品质而言，冯雪峰是可信任的。正是在冯雪峰，以及他的朋友柔石瞿秋白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反对党的真实的存在。在国家、民族和统一战线问题上，鲁迅通过冯雪峰，对这个反对党的基本政策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并且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的思想正相合榫的地方。在同这个跋涉过二万五千里烽火道路的年轻造反者相处的最后的日子里，整个气氛是融洽的，温暖的，多少令人慰藉的。在此期间，冯雪峰代替鲁迅起草了几篇重要的文稿；此外，在后来结集为《回忆鲁迅》的集子里，还记录了鲁迅不少的谈话片断。这些片断，成为寻绎鲁迅晚年思想变化的极为珍贵的线头。只是冯雪峰在阐释时，由于随处采取党派的、集体的立场，容易忽略鲁迅作为思想者个人的独特的思想价值，甚至出现不少不应有的曲解的地方。
关于国家，民族和人民，鲁迅的态度是一贯的。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解，其实是这一基本态度的延伸。个人不同于政党的地方就在这里。统一战线并不表现为一种策略，不会发生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