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与鲁迅一贯重视“国民性”的思想颇为一致。在广州，鲁迅多次讲演，都涉及到革命群体的信仰和觉悟问题。及至事变发生，再次证实了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这时，他却并没有像一些精英人物那样充当说教者，一味加以责备。他深知，“民魂”的发扬是未来的事，“思想革命”不是在旦夕间可以完成的。目下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对付杀人者，也即“有枪阶级”。他确认他的目标不会出错，而且，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正如历史上著名的雅各宾派人物圣茹斯特对革命所做的表述那样：“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政府。”。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党运动给鲁迅的精神带来极大的震荡。中国的所谓革命，原来不过是一场虚幻。“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且看不见戏的收场，到处是恐怖，恐怖，恐怖。历史的进化未必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北京的“三·一八”惨案，还是政府专一的对付学生和群众；这次杀戮青年的，倒大概是青年，他们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不但毫无顾惜，且有胜利者的得意之色。这岂不是大倒退吗？事变发生后不到半年，鲁迅发表了一篇《答有恒先生》的信，公开对大屠杀的态度；对于社会的变动和自我思想的变化，信中也做了总结，末尾是舒愤懑，说是恐怖过去之后，来的不会是好东西，好像他对此后较长时期的黑暗是做了准备的。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得借用老法子，就是麻痹和忘却。其实他做不到这样，所以，接着又说了“还想从此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但是，这位惯于以阴暗心理推测中国的将来的人，至今还想像不出党国对于个人言论的禁锢会是何等严密，再过一些时候，连发表的地方也快没有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是鲁迅在1926年10月编定《华盖集续编》时在末尾写的“八句话”，到了1928年10月校讫《而已集》时，又把它用作题辞。前者写于发生“三·一八”惨案的当年，后者则写于“清党”前后；这种前后的衔接和重复，无论对于死者还是对于生者来说，都是有着纪念意味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除了纪念，即使指出历史在杀人方面的近似之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一方面作着抗议，说是“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而另一方面，又作着挣扎和呻吟，说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谓“###”，不过才开了个头，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就已经不堪折磨了。事实证明，无论赞颂还是攻击鲁迅的人都过于夸大其辞，他并非那类一往无前的勇士，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3。“一党专政”的国民党
国民党一面清党，一面北伐，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东北易帜，中国宣告“统一”。清党期间，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公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实际上，此前国民政府在组织法中已经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即：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一切施政方针及立法原则均由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后，以政府名义执行。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包括司法机关在内，一律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而党组织，则延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1931年5月，由党操纵的国民大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具有宪法效用的规范性文件，肯定一党统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以政党代替君主的独裁形式是首创的，所以叫作现代独裁。
作为一个东方政党，中国国民党与西方政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是在十九世纪随着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扩大而自然形成的；选举一结束，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美国两大党结构松散，乃致有“跨党”现象，后来简直成了为选举而组织的党。至于一些“群众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与选举有很大的关系。西方政党是在合法的、公开的、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中，而不是军事行动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至于中国国民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先后被置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根本失去合法性，因此武装夺取政权必然成为党的主要目标。这种军事性质，是侠和盗的产儿，一开始便带给党以封建社会的特点：强制性，秘密性，黑箱操作。政党领袖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是被推选而非竞选出来，其权威性，则有如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伏尔泰称为“父权制”，说中国组织的完善性是“惟一建立在父权制上面”。美国学者所罗门对这种权威关系作出如下的演绎：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支配”的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其实东方社会有一种同一性。布哈林讲笑话，说人类历史可分为这样三大阶段，即：“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都属集团专制，明显地带上前苏联社会的胎记。领袖对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由于整个党被看作是先进的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从而强调集中和纪律，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其精义是“王道”文化——的关系，整个思想框架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这样，就把主义与自由对立起来，同时把革命同自由对立起来。脱离了自由的主义和革命，终有一天要走向独裁的主义和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联俄”之前，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组织，以致建立起了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诸因素的统一的模式。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理论之后，改造了原来的三民主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于1924年1月第一次党代会时正式确立“民主集权制”。
由###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党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民主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体现在宪政制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权力分立，从根本上否定任何无限权力、最高权力、有组织的权力有任意行事的权威；而三权合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在形式，却让人无时不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那样，它既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表面上是政党与国家并存，实际上政府是政党的影子，呈一种“无形状态”。第三帝国就是这样。对此，托马斯·马沙利克形容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海耶克指出，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家关于在最高立法机构里，不应当存在政党那样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纯粹的立法权应当表达的是意见，所以不应被交给特殊利益的代表”。党组织的高层对特权的追求、迷恋和维护是无止境的。
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垄断铁律”，在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的身上有着极其充分的表现。在提出“能期望蒋介石做得更好些吗？”“他得对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弱点负责吗？”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兰比·沃拉在著作中接着回答说：“这些弱点反映了仍然束缚着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依赖权势的综合病症；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政治而非通过复杂的机构网络来接受政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忠于宗派，利用裙带关系、腐化堕落、惯耍阴谋的政治；公家事务和私人生活不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不分的弊病。中国要引进可以强迫党和政府作出解释的现代机构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说“中国是共和国”，“国民党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在共和制的国度里，人民不但不能控制政府，反而为政府所控制，这是一种假共和。政体是可变动的，它往往并不符合某种标准的范式，而呈现为这种政体与另一种政体的重叠和混合。古罗马在渥大维时代，名义是“共和国”，有公民会议、选举制度、###院等等，渥大维也自称是“第一公民”，实际上是终身制，任命制；他本人即兼元首、元帅、最高代行执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是本质上的君主独裁制。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有一节专门谈到“政党独裁”，说在一党制国家里，领袖崇拜，个人自由的完全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