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新口号的阐释中体现的思想，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也容纳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他的思想力量并非直接源于哪一种民主理论，而是来自大众乌托邦。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由于大众在鲁迅那里带有双重性质，既是与国家相对立的实体，又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象，所以对于现行制度和秩序逻辑特别富于毁坏的力量。倘若置身于既定的逻辑里看待鲁迅的言论，说他“破坏统一战线”，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流言。因为在鲁迅看来，统一战线必须是在维护大众个人或社团权利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新的社会运动的实践之中建立起来的。然而，政府怎么可能容忍大众作主呢？这种构图，显然与主流理论相去甚远。
3。什么是“主权”？
英文中的主权（sovereignty）一词，因其拉丁文的本意即最高权力，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博丹的主权学说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主权者是君主，被称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卢梭等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这是与国家主权相对立的。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主权一词在数百年间获得众多内涵，但不论是作为思想，或是作为制度，都同一种强制性力量有关。
对于主权的阐释，基本上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呈多极化，碎片化；但是在国内，所有的主权中心理论都认为，秩序、统一和政府是规范标准，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内，通过各种组织和技术，将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加以综合利用，实行强大的空间控制。主权成了国家的一种属性。主权国家的职能，即在公民与既定领土之间制定一种明确的，不可分的，永久的依存关系。这种以领土为特征的、包围式的关系，成为公民一致认定的或自我认同的核心。正因为这样，“爱国主义”也就成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题。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他解释说，由于现代国家以领土及公民为基础，因此必然时时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为他们描绘出一幅合理的有诱惑力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他们的生活而设计的，故也是命定的。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足够让人民与新成立的国家产生最基本的认同。在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著文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就是反对这种基于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九·一八”以后，鲁迅多次讽刺“爱国”的论调和行动，除去形式主义的种种，本质的问题也同中国长期沦为“党国”有关。这个国家已非中国人民所有，正如霍布斯鲍姆说的：“压迫这些底层阶级的，正是统治阶级和政府，而不是外国人。”20世纪政治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使世界各国劳工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都在重新定义“祖国”。其实，更早一些时候，如法国的雅各宾主义以及英国的宪章运动，在他们强调的爱国情操中，已经注入了人民主权的内容。
“主权”国家的主权权力是单一还是多元的？它在事实上是否真正代表了所谓“公民”的利益，而把保护公民作为它的惟一的或是重要的职能？若然如此，它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与霍布斯的专制主义观点相反，洛克认为，那种关于任何共同体的最高的或合法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权利的主张，都是荒谬的。他抛弃了霍布斯的有关国家主权是最高强制权力的概念，相信政府只有在接受人民的信托，征得人民的同意时，才是合法的，有效的，强调主权最终属于人民。可以说，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洛克拥护多数规则和代议制政府，这同后来的标榜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还是很不相同的。鲁迅的“大众”观念，大体上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多数规则；但是这个多数，仅只是作为与政府少数官员相对立的全社会的代表或象征而存在的。离开这个前提，多数则未必是可靠的，甚至是可怖的，尤其在它已然形成某种绝对霸权的时候。作为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早在1907年的论文系列中，就着重论述了多数与少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至于代议制政府之类，与鲁迅的非制度化思想距离甚远，在与国家相关的问题上，无宁说他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的激进观点。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至少代表了私有财产作为政治和精神的最高现实，不管它如何将自己扮作公众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主权的代表，说是保障社会的普遍利益，实际上是带有欺骗性的。在他的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与人民主权相对立的，国家高踞于社会之上，以它的特殊利益、官僚化的机制和运作过程成为社会的寄生虫。20世纪初，政治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形成。这一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其实也是众多社会团体之一，并不具有权力的独立性，而其他团体，自然也不是由国家授权产生的，它们完全以独立于国家的地位而存在。国家能否超越其他团体而获得优先的地位，则应决定于它对于国民的在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是否具有代表性。30年代广有影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坚决反对使用“国家主权”的概念，他认为，国家主权仅仅是其命令被国民接受的可能性，与其他如教会、工会等的权力无异。国家对公民的制约力，并非服从政府的法律义务，而是遵守社会正义的道德义务。在他看来，个人是人类行为的最高仲裁者；主权属于个人，而不是国家。与这样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现代宪法学说，无一不将所有秩序、法律和法令的道德渊源推向个人公民，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某一个极点；它们强调的是，所有国家行为都不能违反基本人权。罗尔斯在设计他著名的“万民法”时，声称首要的步骤是为国内社会制订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军队不得用于对付自己的人民”，“有序的法治”等等，总之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漫无限制的国内自主，即对国内人民随心所欲的权利。他说：“主权权力也为国家授予了一种自主权以对付自己的人民。按我的观点，这种自主权纯属谬误。”他同时指出，“人权的作用更其明显地联系着国家国内主权权利的变化，这乃是适当确定及限制政府国内主权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一致主张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不同的在于如何确定限制的主体。从卢梭到马克思，强调的是人民主体，是大众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人民的共同体代替国家的共同体。另一类是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其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同样强调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即普遍人权。正义与自由，革命与人权，都是鲁迅所渴望争取的。“奴隶”这个词，在他那里，既是人民也是个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但是有一个交叉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否定国家主权。
专制政府及其帮凶常常以“维护主权”为名，行镇压人民之实。北洋军阀政府如此，国民党政府也如此。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战犯以及就个人责任展开的讨论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便动辄使用“维护主权”这个论据。此外，则以“服从”上级命令为罪责开脱。维护主权，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显然，罪犯认为只要事关主权行为，便无人可能为此接受审判。阿伦特指出：“在国家行为定义背后的理论表明，主权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任意选择犯罪手段，因为其存在本身，或者是掌握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以“服从”为由，阿伦特认为同样是无效的。她说：“一旦我遵守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我就是支持其宪法。起义者和革命者之所以不服从，是因为他们已经承认宪法的无效而放弃了默许，以致公开站出来揭露事情的真相。”这些罪犯为什么会服从和支持犯罪政府的命令？说到底，问题仍然与国家主权有关。
4。“国家主权”与“民族主权”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一个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一个遭到外族侵略而面临着亡国危险的国家，再没有比利用民族的归属感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动员国民效忠于自己的政府的了。在这里，国家与民族被主权打通了，也不妨说，它们结合成了一个“复合主权”。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是：民族认同往往是通过国家来完成的，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或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鲁迅认同民族而拒斥国家，认同民族文化，却拒斥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他在一个特定语境中陷入了言说的困难。只要抨击政府和国家主权，很容易被看作对民族的伤害，因此，他常常被一些“爱国者”和“忏悔者”加上“汉奸”、“买办”、“破坏统一战线”等罪名。那些攻击他的人，正是利用了他作为一个言说者的尴尬地位，实际上是事实本身的矛盾性。但也正由于他不能回避可能招致的风险，所以必须进一步揭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的危险性和欺骗性。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反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政府机器是庞大的，国家会利用手中的一切政治能源，如教育、传媒、组织效能，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向国民灌输应有的国家意识，要求国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