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1）
导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僚们试图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为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最终激发出社会主义体制久被压抑的潜力。但将一种非民主的体制民主化，必然意味着###。它要求放松对被长期严密控制的民众的管制。由此导致的政治变化也许和推行改革的领导层的意图背道而驰。
从1985年至1991年，苏联一直被越来越尖锐的###所困扰。结果，共产党被击败后垮台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终结，苏联国家本身也支离破碎。对这一斗争过程的理解——谁是主要的角色，双方力量的强弱如何——被一党制的苏联国家搞复杂了。我们根本描述不出各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此起彼落。
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发生在新闻媒体中，因为不同的观点都争着为自己造声势；斗争发生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因为知识分子们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争执不休；斗争也还发生在选举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竞选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少有人有一个清晰的竞选纲领；斗争发生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以及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斗争也还发生在大街小巷里，因为群众游行和罢工已是苏联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里，反对派运动逐渐在苏联发展起来，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就成了这种运动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人。这种反对派运动开始时阵线很模糊，1989年饱受重大争议的首次立法选举进行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该运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组织，例如地区间代表团（the 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和民主俄罗斯，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这场反对派运动。
准确地说，在###的早期阶段，叶利钦所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其立场很难确定。它提出的主要纲领是民主、个人自由和经济改革。人们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求民主运动。但这又无法把它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变革方向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1990年10月，苏联创立了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产党专政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给予一切党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结束了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正式垄断。反对派运动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还是和戈尔巴乔夫继续作对。
促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和戈尔巴乔夫作对到底的，是他们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纲领：改革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掌权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举措了，除了苏联后期取得的成就，一切还是老样子。1991年12月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以及他所倡导的运动，推行了一项旨在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案。叶利钦政府试图尽快消除社会主义体制的残余，为资本主义体制打下基础。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突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联盟”，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无意中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滋生壮大提供了方便，后者最终成了有关苏联未来之战的胜利者。它之所以赢得这场斗争，是因为它能够在苏联体制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制度之内，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凝聚最强大的力量。其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在本部分，我们将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改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开性，即放宽意识形态控制，公开讨论和辩论文化生活。第二个是经济改革，即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高度集权的、死板僵化的、无效率的旧经济机制。第三个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第4章至第6章分别追溯了这些改革主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将看到改革的每一方面是如何改变了苏联社会，结果使得“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发展深受鼓舞，其政治实力猛增。第7章详细地考察了党—国精英中的部分关键人物为什么和如何不再给“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支持。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8章，考察了最后几年苏联社会中复杂的###的展开过程。在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在经济极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的局势下，是如何能够击败其对手的。我们还将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1）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